经过多年积累和快速扩张，民间投资掀起的影子教育大潮，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伴随校外辅导的热火，教育焦虑与内卷日渐加重。2021 年7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味着监管政策趋严。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何理解教育领域资本的现状与监管政策，资本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成为亟待学界解答的问题。就教育谈教育，就资本谈资本，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剖析资本与教育的基本属性及内在关系，可以为资本服务教育事业发展找到一条科学、合理、合法的道路。
知识基础及问题提出
深度讨论之前，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及观点作一概观，并跳出“资本过度扩张冲击教育秩序因而受到监管”之类以现象解释现象的逻辑，对“为什么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扩张会受到监管”这一问题进行学理探究。
（一）概念界定与使用
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有三。其一是“教育领域”。本文诸多地方概括了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整体表现，但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层次（如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不同类型（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阶段（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教育相关概念。重点区分了基本公共教育与非基本公共教育，前者指被国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由政府主导提供的教育，后者指基本公共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领域。
其二是“资本”。本文在整体上讨论和使用“资本”概念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强调资本超出具体领域的一般性，以便对教育领域的资本属性进行前置分析。“资本”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体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时代的“特有的社会性质 ”，就是指资本主义。马克思（Marx，K.）所处时代的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资本仍是一种客观存在。20 世纪末，我国有学者重新审视了资本的意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不能消亡，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把资本和剩余价值从传统观念的资本主义经济特有范畴再认识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共有范畴，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其三是“教育领域的资本”。2010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区别了“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词，“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本文所述教育领域的资本，强调资本的特殊性，特指教育这一社会领域除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以外的非公有资本。
（二）教育领域资本监管与发展研究的文献线索
实践中，资本与教育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清晰的演进路径。21 世纪初，人才培养规模快速扩大，教育投入不足凸显。一方面，一些观点希望政策能给资本介入教育以更多的出路，更好的扶助。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本投资重点应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转移”，“鼓励社会力量来办学，允许企业或个人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一些研究看到资本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作用，站在该领域的本位上思考对资本的制度供给，有学者指出，“能否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介入资本市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空间，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还有研究从政府与市场平等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教育服务。有研究提出，“加强对民营资本投资教育的导向管理和服务”，“给予民营资本创建的学校一定的独立决策权”。另一方面，一些研究看到“资本化”的风险，主张治理并引导其良性发展。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支配，我国教育空间生产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资本也运用教育空间生产及其生产的教育空间对民众进行了剥夺，助长了教育不平等”；“深度资本化对教育价值观念、教育秩序和行业发展前景等产生冲击，使教育活动暴露在各类风险之中”；“资本以‘效能’之名介入了民生领域，教育这项公共的民生事业逐渐成 为 资本攫取利益的领地”。这些观点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到底教育和资本是怎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该如何调节？
（三）问题提出：资本因何受到监管及如何健康发展
我国《宪法》规定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国家性质。教育与资本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和发展。对资本投资教育领域是否应当监管的争论，起因于资本的属性、教育领域资本有无特殊性等一些基本观点未得到澄清。一些舆论与研究看到了资本运营的金融化，也看到金融化破坏了市场规则，导致垄断、资金链风险、过度营销等现象，并以此来解释监管原因，但这种答案仍是现象对现象的解释，无法回答为何监管力度如此之大。实践中，对监管政策支持者有之，从内卷、焦虑等社会角度拍手称赞；存疑者有之，认为资本投资教育是市场行为，应该交由市场调节。解释资本因何受到监管以及后续如何发展的问题，难以仅从教育本身进行，也难以从经济现象入手，而是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宏观视角下，对资本和教育的属性及关系，作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回溯。准确、深入回答为什么对资本进行调控的问题，才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正确引导资本投资教育领域的正常预期，正确引导资本运营方向，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厘清监管与发展的辩证性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应该用符合中国特点的理论体系阐释、分析、解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教育领域资本监管与发展的矛盾，既体现了经济运行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也反映了教育发展对经济运行的反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偏重于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以社会主义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研究生产关系，否则就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揭示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的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经济学，都是经济科学而非政策解释学，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重大问题，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的实践确立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
（二）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站在对 19 世纪英国的历史定位上，马克思将资本作为核心变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挖掘资本运行背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寻找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发挥各种资本的功能和作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仍能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在金融资本全面而深刻地统摄资本、世界与人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借助、导控和超越金融资本，实现更高程度的解放与自由，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课题，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与驾驭金融资本，人类理性不能不对其加以认真思索。”当今世界的诸多现实问题已经超越马克思时代的历史背景，资本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工具，起到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作用。“无论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技术进步还是体制的变革，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但是资本加速生产发展的功能与经济的周期性密切相关，过度的资本扩张放大了经济波动。
（三）教育领域资本监管与发展的矛盾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早在 18 世纪中期，卢梭（Rousseau，J.）就在《政治经济学》中说明，“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公共教育是人民的或合法的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教育有其政治与社会层面的特殊性，要受到来自生产关系的制约。教育与资本的复杂关系，是当代中国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资本市场，既有认识上（理论上）的问题未解决，也有当前的实际困难未解决”，例如，公共性与营利性之争，既是社会关系演进的体现，也是经济关系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既是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关系体现，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关系的体现。资本与教育结合中产生的矛盾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是我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答。
资本从“受欢迎”走向“被监管”的经济社会背景
教育事业完全公有，排斥资本进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般要求，公平被过度强调，效率被大幅削减，以至于人才培养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计划经济时代之后，教育与资本的合作关系日渐深入，资本在教育中逐渐发展壮大，教育也一度受益颇大。对投资方来说，监管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力度有些大，但监管并非无因可循。
（一）资本与教育相互分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红利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办学过程中，资本在补充教育投入的同时获得了自身发展。2018 年，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经费收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收入比重达到 10.6% ，分担了国家教育经费压力。2019 年，民办教育在校生数占比达到 19.3%，取得了规模效益。自 2006 年，新东方教育集团作为国内著名的非学历培训机构第一个在纽交所上市，到 2010 年的五年间，10 家教育培训机构先后在纽交所、纳斯达克、港交所挂牌上市，中国教育培训机构掀起海外上市的第一次浪潮。2014 年，上海交大控股的昂立教育借壳新南洋在 A 股上市，开教育类公司国内上市融资的先河。可以说，资本在教育领域的壮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资本的能力在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之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
同时，资本在教育领域的快速发展，是教育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折射。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2020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2%，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 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 年。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育，人民群众也通过教育追求美好生活。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其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给了资本巨大的商机。天眼查数据显示，十年以来，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 78 万家上升到了 412 万家，在线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 15 万家上升到了 70 万家。2020 年，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为 3.42 亿人，比 2019 年2.69 亿人增长 27.13%；资本投入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为 4328 亿元，比 2019 年的 3468 亿元增加 24.79%。
（二）资本在教育领域迅速金融化
资本在教育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化倾向也逐渐显现。校外培训机构、在线教育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掀起一浪又一浪的融资高潮，绕过监管，推波助澜。这些机构短时期内获取巨额资金后，通过恶性竞争、虚假宣传、垄断等手段裹挟了家长行为，填满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挤压了孩子的思考空间，以至于削弱了民族的创新能力。
2017 年起，教育培训机构上市潮再次启动，仅当年就有四家企业在美国上市，八家企业在我国香港上市。上市融资兑现的诱惑，给了股权投资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资本的增殖与逐利天性，以及金融资本的介入，引发了资本在教育领域的野蛮扩张与无序竞争。原本在教育领域开展业务的机构不断多元扩张、深耕远谋；传统的专业金融投资机构将教育作为“赛道”、“风口”，积极布局；主业本不包含教育的机构跨界而入。金融资本掀起的过度金融化，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导致资本在教育领域运营的一系列问题。正因如此，2021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指出，“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对资本在教育中的“过度金融化”进行监管，是宏观调控的正常行为。
由于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收益取得爆发式增长，投资者对教育的性质缺少正确、全面认知，把它当作一个“资本运营项目”，以为不管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规则上，都可以投资、获益、运作、“勾兑”，可以像在房地产、共享经济等其他领域一样搞融资、加杠杆，甚至大搞经济创新，例如教育小镇，教育产业园，教育新城，等等，打着教育的名义办房地产。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教育的特殊性，忽视了不同类型、不同阶段教育公共性的差异，显示了资本力量的自大。
（三）监管举措是现实累积的自然结果
近年来，国家经济正在由“避实向虚”朝“脱虚向实”转变，“脱虚向实”成为现在和未来一定时期政策的主导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金融去杠杆一直是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压缩金融同业链条、降低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的风险，促使资金从金融系统流向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资本在教育领域的种种运作，正处于“脱虚向实”的政策覆盖之下。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根本遵循和创造性发展。资本引导的过度教育潮流，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家长学生一边奋不顾身投入其中，一边欲罢不能怨声载道，严加监管正是对此理所当然的反应。
从资本与教育的基本属性把握监管与发展的辩证逻辑
围绕教育与资本属性及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教育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存在悖论，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协调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寻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争论源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中，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下，资本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教育与资本两者关系，取决于特定生产关系赋予两者的基本属性。资本在教育中受到监管，其根源在于两者属性中的“特殊性”及其矛盾冲突。
（一）教育与资本具有双重属性
通常认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其他属性建立在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教育的属性决定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为谁服务，怎么服务，以及营利与否，能否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教育的政治与经济属性，是特定社会关系之下，教育本质属性的具体反映，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的政治属性和生产属性是统一的、不是外加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教育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它的生产属性。也不能只看到教育的生产属性而忽视它的政治属性。”这里的“生产属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背景下，指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能力提升，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属性。不同类型、阶段的教育，在不同社会及其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与经济属性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异，这里，社会就是环境和条件。
相对教育的属性，资本的属性更难辨别，但并非无迹可寻。表面上看，“资本”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虽然自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给出了关于资本的定论，多年来，资本已在我国诸多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似乎总与姓资姓社相关，令人谈到“资本”时，仍然出言谨慎。很少有人专门对我国资本的属性问题进行讨论，虽然有“逐利性、灵活性、效率性、盲目性”的描述，却未能深入到资本内在。为了对资本在教育中的身份做出辨析，有必要对资本属性进行讨论。“资本属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而“资本”概念又是资本属性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即一般性，指资本的增殖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社会属性即特殊性，指资本背后的生产关系。
（二）资本“自然属性”的适度发挥有助于促进教育“经济属性”的提升
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自然属性始终存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资本可以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或带来收益的价值，这才是资本最一般、最本质特征。”教育具有经济属性，教育的经济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教育有生产力属性，教育为社会提供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者，促进生产力发展，对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可以计算。另一方面，教育具有产品属性，无论认定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教育都为社会提供服务，产生社会收益。有观点甚至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教育是公共产品的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不但是有竞争性的，而且是有排他性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属性，才决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决定了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内在有机联系。”资本自然属性与教育经济属性的联系是天然存在的。公有资本加大投入，通过改善教育的软硬件环境，扩大了教育产出，提升了教育效率，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发展需要。同样，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增殖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非公有资本客观上也可以起到加大教育投入的作用，资本的自然增殖能力甚至可以加快这一进程。之所以强调资本自然属性的“适度发挥”，是因为资本的自然性如果缺少限制，会过度膨胀，不断突破规则底线，挤压其他社会领域的发展空间。
（三）资本“社会属性”的正确方向有助于保障教育“政治属性”的实现
资本的社会属性不同于其自然属性，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资本代表不同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增殖归资产阶级所有，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增殖归全体劳动者共有。有关问题在 21 世纪初又引起过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表明我国对资本的认识和使用进入更加科学的新阶段。教育具有政治属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古代哲学家眼里，教育与政治似乎很难分清，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哲学与政治、道德及其教育合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教育服从于不同政治目的，服务于不同阶级。马克思、恩格斯（Engels，F.）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教育的政治属性是清晰明了的，这一点，宪法与法律，党的重要方针政策都予以明确规定。总起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肯定了资本在我国的社会属性，正是在这一社会性质的正确方向下，资本在教育中发展才能保障教育事业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属性”的实现，而不是偏离到为资本本身服务上去，更不会为人民以外的其他人服务。
（四）监管是对资本与教育内在关系的必要调适
有了资本属性的基本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资本逻辑”。资本为人民所用，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了增殖劳动成果的角色，且劳动成果为社会共有。在公共经费不能完全满足教育需求之前，在公共教育体制尚未充分高效之前，还疑惑要不要资本，疑惑资本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成果认识不清。
资本增殖过程中剥削与否，涉及生产关系，是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在教育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是增殖方式的问题，除去带有不当政治目的的资本行为以外，一般来讲，不是生产关系问题。资本增殖过程中破坏市场规则与否，涉及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治理问题。资本增殖不体现剥削，但增殖过程中的模式、方法是否超越了市场规则与法律原则，是资本运营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政策制定者理应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监管政策的由来。
教育的经济属性，决定教育可以利用资本对市场效率的追求，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扩大产出，为满足人民教育需求提供支持。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政治属性，不可避免对资本的行为有所制约。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教育，其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强弱不同。教育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教育领域不是政治真空，不可能脱离社会形态、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同一类型、同一阶段的教育，其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也可能不同。当教育的经济属性与其他属性相冲突，比如资本在教育中无序扩张，破坏了市场规则和社会秩序，政策的监管便顺理成章。
在明确的关系定位下找到资本在教育中健康发展的方向
资本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考虑政策调控的影响，在其他任何领域亦如是。对此，资本需要理性看待，摒弃幻想，认真思考，既然致力于教育，便应时刻不忘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政治属性。同时，审慎利用资本的增殖性，严肃对待资本的社会属性。
（一）遵守教育“公共性”规定，合理选择服务方向
静态上看，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育可以进一步区分“公共性”程度。《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提供，基本公共教育制度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惠性学前教育和学生资助等领域覆盖其中。《国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对此予以强化。由此来看，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与普惠性学前教育主要由政府主导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具有“纯粹的”、“排他的”的公共性，资本在相关领域提供服务受到严格监管，甚至不予准入，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除此以外，大体属于非基本公共教育范畴。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则具有“部分”公共性，其经济属性更明确，从属性上可以作为资本的投资获益区间。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领域仍有很多富矿有待挖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技能型社会与职业教育、面向老龄社会的老年教育需求、教育现代化、乡村振兴与中西部振兴等，都值得资本深入思考，从中寻找市场机会。上述观点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历史的、辩证的、系统的、动态的，资本在教育投资中应加强对人民教育需求和国家教育政策导向的前瞻性研究，在投资规划上未雨绸缪。
（二）尊重教育科学规律，助力社会发展
强调教育的政治与经济属性，不能忘记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的本质始终在于人的发展。除了在基本公共教育与非基本公共教育上应当区别对待以外，资本要在教育中持续发展，还需考虑服务设计的科学性。资本可以一时地利用、引导人们对教育的非理性需求，可以用剧场效应、烘托氛围、制造焦虑等方式获得客户，但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持续的发展。即使在非基本公共教育领域，教育产品也必须尊重人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科学规律，“拔苗助长”式的急功近利，“刻舟求剑”式的机械生硬，看似见效快，实则短视行为。即便非基本公共教育的经济属性更强，仍不可忽视其作为教育的政治属性，不能忘记服务对象的社会特征和真实需求。在非基本公共教育领域投资获益，也必须放弃“竭泽而渔”式的市场开发，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合理的方式，立足于解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立足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
（三）远离金融化幻象，以扎实的人才培养支持实业振兴
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无序扩张是资本运营过度金融化的一个缩影。所谓“金融化”，只是个幻象，是突破常规秩序，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泡沫”现象。随着服务对象的反对，以及治理力度的加大，终会破灭。摆脱教育金融化的路径，不仅是国家经济“脱虚向实”的要求，也是资本在教育领域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要降低对杠杆的依赖。杠杆放大了资本的增殖属性，放大了投资人的欲望，也放大了投资风险。在降低宏观杠杆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环境下，必须去杠杆，把融资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范在教育领域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其次，要立足于经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通过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深度理解做好战略规划，稳步发展，避免一拥而上的所谓“热点”炒作、“风口”追逐，通过提升业务合理性潜心经营，通过加强教育服务的品质建设，培养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再次，在国家政策法规下，投资于教育事业，高尚的教育情怀亦不可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资本投资于教育，不能靠激发社会的焦虑与内卷，获取资本增殖，而应立足于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把办教育与办实业密切联系起来，从人才的成长中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收获。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谈到，“实业、教育富强之本”，“教育兴邦，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资本在教育领域发展当铭记于心。
来源 | 《教育研究》 2023年第2期
作者 | 张浩（中国教科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