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卡”（VUCA）时代是指不稳定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共存的状态。这个词语源自 20 世纪 80年代美国学者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伯特·纳努斯（Burt Nanus）的领导理论，后来相继运用到军事领域和行政管理领域。复杂性、模糊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给公共治理带来难题，应对“乌卡”时代难题的重要策略就是以价值共创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理效能。乌卡时代困境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大学如何被动适应与积极应对这样的时代境遇，如何重塑其组织特性、组织职能和组织形态是高等教育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具身之感：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困境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风险俱存，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思潮上升，全球经济发展与复苏脆弱乏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数字化转型也在推动治理体系的变革，高等教育在系列外部环境中被动防守、应急维持，模糊了与外界的区隔界限，失去了既有的归属与安全感。

　　（一）安全环境挑战：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同时隐藏安全风险，高等教育陷入被动防守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开放式合作受阻，高等教育陷入被动防守的时代困境。世界各国共同面临气候变化、疫情、减贫、反恐、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地区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军备竞赛、军事威胁和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从未停止，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纪大流行加剧了安全问题，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使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陷入危险与动荡，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不安定因素，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隔离和社会动荡，从而滋生极端暴力行为的土壤。首先，如何应对动荡变革的时代之变，“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紧迫的重大课题”，高等教育领域需要对如何化解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风险作出解答。其次，安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协作，也要求高等教育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为时代之困寻找答案。但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化历史进程遭遇逆流，“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加剧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开放式合作遭遇巨大阻力。最后，在这种被动防守的时代困境中，如何重建维护世界共同发展新的规则体系、话语体系、制度体系，如何维护安全稳定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这些也是高等教育被迫回答的时代命题。

　　（二）经济支撑挑战：经济链条在全球合作上出现裂痕，高等教育被迫应急维持

　　当前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乏力。一方面高等教育难以为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差异较大，总体来看复苏过程还很脆弱，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逆全球化态势也在增加复苏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事件。这要求高等教育关注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和科技攻关，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投入和支撑不足高等教育将被迫应急维持，规模、结构式增长受阻。当前，经济链条在全球合作上出现裂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平等将会加剧，南北鸿沟、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将会持续扩大，这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人才培养、就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都带来冲击与挑战，短时间内高等教育只能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提供动力源的热切期盼与投入和保障不足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和鸿沟。

　　（三）科技演进的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席卷全球，高等教育外部界限模糊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发展，科技领域强势推进、融合，高等教育被推入系统变革的快车道，传统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的区隔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保守式创新受阻。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引领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和产业变革、改变着全球各行各业的发展模式，以其速度快、广度和深度大等特点给人类社会带来系统性变革冲击；促进技术融合，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界限，不同学科和发现成果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变得更为普遍，尚未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的国家将受到其他国家颠覆和创新的巨大压力。同时，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各国加紧部署数字化转型整体布局，这也对人类社会带来系统性变革的挑战。高等教育加快了自身系统性变革，高等教育与外部世界的区隔界限日渐模糊，高等教育需要更多利益相关群体的合作，尤其是跨越学术、社会、政治、国家和行业界限多方合作，这又将进一步冲击传统高等教育的实体形态。

处变之略：高等教育发展的反向思维

　　面对当前的时代境遇与挑战，高等教育的使命和担当体现在其组织特性、组织职能、组织形态上的转变，回归与超越大学的本源形成多方协作的发展共同体，整合大学的多元职能，重构虚实共在的组织形态，主动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寻找突围策略。

　　（一）反向大学的“行会组织”出身，高等教育要打破自我界限，形成“发展共同体”

　　大学首要的处变之略是回归大学的本源。反观大学的组织特性，以多组织协同的发展共同体应对时代的境遇与挑战。回归欧洲大学的起源，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分别作为学生和教师的行会组织确立下来的，以全新的姿态与教会、当局、社会进行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充斥着其为争取自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这种行会组织特性奠定了大学的组织与制度的原型。近现代以来，大学的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日趋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象牙塔步入社会的核心，承担更多社会功能。但中世纪大学的精髓和若干特征、大学的本质或者理想并未改变。大学的理想是保持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追求知识创新，跨越知识、学科、区域、政见的壁垒，探索世界的本源，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流动性、多样性、国际性是大学的基本特征。相互依存、瞬息万变和错综复杂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主流特征，复杂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政治家及广大决策者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将会受到影响。应对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境遇与发展困境，面向未来可能的重大风险与挑战，需要以不变应万变，重新回归大学的本质，坚守大学的理想，探求指向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研究和知识，从而避免风险与割裂，消除冲突与分歧。因此，应对时代境遇与挑战，需要强化教育系统内外的协同，在组织特性上尤其需要打破大学自身的界限与隔离，与社会、区域、国家、世界形成发展共同体，以多组织的协同应对乌卡时代的挑战，共同引领世界未来。

　　（二）反向大学职能的线性演进，高等教育要打破职能分化，应对外界支持的变化

　　大学的处变之略是反观大学职能的线性演进过程，以高等教育内涵的立体延展应对时代的境遇与挑战。分化与整合功能的交替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与自身逻辑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共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自身与社会的协调有序发展。大学从最初的单一教学职能到科学研究与教学相融合，逐步演变为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五大职能在内的综合体。大学职能的线性演变和分化是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但在乌卡时代境遇下，很难明确划分各大职能的关系，尤其是难以应对时代境遇的挑战。因此，大学应整合自身多项职能，协调个体、国家、社会的多元诉求，兼顾质量、公平与效率等价值导向，以高等教育内涵的立体延展应对外界支持与挑战的新变化，创造更加创新、更高质量、更具个性、更多包容、更趋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

　　首先，加强各利益相关群体跨越学术、社会、政治、国家和行业界限的合作，发挥大学多项职能，重塑未来社会发展目标和价值观。其次，拓展高等教育的创新内涵，以创新性人才培养、原始创新成果产出、关键技术成果的突破为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提供动力源；商界与学界联合进行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和创新型的技术变革，关注造福整体人类的知识与研究力量；关注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尤其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和科技攻关，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要提高高等教育的个性化、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满足个体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复苏的多样化需求，重视民族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价值，应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教育的可及性和包容性，创造人人有机会学习的教育系统，增强高等教育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

　　（三）反向大学存续形态的唯实体特性，高等教育要以高科技赋能，实现“系统内外虚实共在”

　　大学的处变之略是反观传统大学存续形态的唯实体特性，以数字化高科技赋能大学及其自身运转，重构教育教学形态与生态，以本体存在的虚实共生应对科技变革挑战。传统大学以校舍、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存续形态，应对时代境遇与挑战，需要重构世界高等教育新形态、新生态，以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教育内容的更新、教育方式和方法的升级、教育环境的拓展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教学与研究，构建学习、教学和研究的全球校园。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创新实现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命空间的有机融合，数字化转型通过文化、劳动力和技术深入而协调一致的转变，优化和转换机构运行、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高等教育应对这样的时代境遇与挑战，应超越传统学习空间，重新定义高质量的学习的内涵；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推动高等教育自身的组织和运行机制的数字化转型，重塑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形态，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虚实共在。

应对之举：高等教育未来的行动选择

　　面对时代境遇与挑战，我国高等教育面向未来的行动选择是以立体化创新内涵建设、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数字化系统更新、多元协同治理结构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以创新性内涵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且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阶段。回应时代命题，立足中国实际，应创新性内涵建设，助力国家创新驱动，为世界范围内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第一，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新模式。发挥高校科研创新高地作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做出突破，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肩负更大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第二，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大对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急需、冷门学科专业的支持力度，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第三，将绿色低碳要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加快新能源、储能、氢能和碳捕集等紧缺人才培养，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碳达峰碳中和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第四，加强高水平大学国际合作，释放强强联合的潜力，组建跨校科研团队，开展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领域、跨国界的科研合作，增强协同科技攻关能力。强化教育链和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教育自身发展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创新为驱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多职能联合，应对高等教育外部环境需求与变化。

　　（二）以区域、科类结构优化，实现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我国已经建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面向未来我国将致力于推动更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进入世界前列，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明显提高，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高等教育科类、区域结构优化实现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一方面，在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方面，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类型结构不平衡与不协调的问题。应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布局结构，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批高技能型人力资源，支撑技能社会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层次类型结构，完善国家学位资格框架体系，实现与世界主要发达高等教育体系和学习结果的可比较、可转换、可兼容。另一方面，在区域结构方面，着力解决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高等教育区域协同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发展战略部署。在面向 2035 年远景目标下，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弥合世界范围内教育的区域差异是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应有贡献。

　　（三）以数字科技驱动的系统要素更新，实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美国和中国拥有 50% 的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70% 的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 94% 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欧盟委员会连续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等数字战略文件，引领欧盟数字化转型；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快数字化转型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加快推进了以数字科技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要素更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面向未来，中国应着力构建数字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新形态，以数字化转型重塑高等教育的新生态。

　　首先，需要建立专业、高效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信息素养和治理智能化，为产业数字化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创建大学网络化合作生态，推动科教深度融合。其次，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的变革与升级，提高教师队伍的数字化素养以及教师角色与功能的转换。再次，以数字化为引擎，推动区域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共筑数字经济时代的教育行动共识，共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建设、发展和共享，共建开放、包容、有韧性的教育。最后，重构高等学校的发展目标与组织形态，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优化学校管理职能，重视信息部门的角色和功能助力数字化转型。

　　（四）以多元协同的新型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不同利益治理主体价值共创和行为协同的过程。面向未来，应致力于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治理体系，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包括高等教育内外部治理、国际治理、数字化治理等，增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组织的有效性。着力凸显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凸显高等教育数字治理、高等教育国际治理的价值。

　　首先，着力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高等教育系统，促进高等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的协调发展。优化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运行体系，完善民众学习支持体系，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为所有人提供学习和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强化教育作为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的形式，这是重构未来、缔结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将终身教育融入国民教育，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以面向终身、面向人类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重构高等教育体系，为世界高等教育作出中国贡献。其次，重视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理性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教育变革，关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字安全和伦理问题，防范循数治理的信息风险和技治主义；重视数字赋能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价值，塑造数据思维、重构价值认知、超越技术理性和特显特色发展；加强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法律建设，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专业学会与高校合作，强化高等教育办学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化，提升数字化转型在高等教育治理转型中的实践价值。最后，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参与构建高等教育国际治理框架，为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面向未来，应加强包括政府间、高等教育机构间、教育与受教育者个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推进生命安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支持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超国家组织的引领、协同与推动作用，绘制全球高等教育质量、平等和包容蓝图，完善国际合作的网络、平台和知识管理，加强合作，弥合分歧。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9期

　　作者| 张男星（中国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王新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