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的时间契机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以立足历史、关注现实为方法，提出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活动为主线的“大历史观”。本质上，这是要求历史研究秉持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以空间、场域为切入点铺陈开来，考察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其在文明演进、思潮变迁、继承传续脉络中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百年教育反贫困历史，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凭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工农群众教育、成人教育、扫盲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活动，渗透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认同感和治国强国理念，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协调城乡、工农、传统与现代等矛盾。

　　与黄仁宇先生历史研究聚焦于 “无关紧要的一年”不同的是，本研究聚焦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诞生之年——1921年。在中国革命史上，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开端，具有重要的时间意义和历史价值。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教育反贫困关联的，是一个基本事件和两个重要人物。 

　　（一）一个基本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相关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一系列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要成立工人组织，组织产业工会。“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 ‘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 ‘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同时规定，“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完全由工人组成，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这种工人学校应该逐步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并且不应该教授多门不同的课程”。在工人学校的基础上， “还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教育工人从而使他们在实践中实现共产党的思想”。重视工人教育，成为建党初期建立 “工人学校”的政策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意味着，在建党初期，除对工人教育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有通过农民教育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依靠农民夺取全国政权。 

　　梳理显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重要文件，充分体现出党对工农教育的重视。党的平民教育观，也主要通过推动工农教育实践来体现。在最大限度内给予工农群众教育，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维护了平民的教育权利，打破了少数人独占教育的特权，使得普通平民获得了文化知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教育公平 的积极探索实践。这次大会除了重视工农群众教育之外，也重视普及小学教育，尤其将工农子弟教育权的获得、教育机会平等的争取，作为革命斗争的具体目标之一。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将基础教育定位在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大局下，强调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中共一大颁发的系列文件，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教育及其反贫困工作。以教育配合建党和发展，配合启蒙与发动工农大众，为中共建党后期教育方针、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政策依据和实践条件。 

　　（二）两个重要人物：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教育反贫困思想及活动

　　作为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教育家，毛泽东提出， “崇教育以培国本。”我国今日之要务，莫过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曾提出十几个囊括教育研究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当时最关注的，是对于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1921年8月，毛泽东创立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所革命大学，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自修大学是平民主义大学，目的是为平民办大学，培养改进社会的人才，因此学员入学时还会特意审查求学目的、人生观等，以保证将有志青年培养成革命人才。同时，还拟定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其中包括：“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本大学研究之方法分为单独研究与团体研究，组织研究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即使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尚在萌芽阶段，但已经可以看出其价值性，有些观点依旧适用于当代学校。尽管自修大学开办的时间较短，但其影响深远，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培养革命干部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对人民大众教育的强调，1921年 4月，毛泽东还提出 “应增加 ‘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实施教育之人员，非依法律不得任意干涉及撤换’的内容，并主张根本推翻德国式划一的教育制度，教育独立于官厅干涉之外。”就历史发展脉络看，这些思想和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具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独秀。1921 年，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加强广东教育事业的领导，大力宣传发展新教育，进行教育改革。1921年1月，受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省教育会邀请，做了题为 《新教育是什么》和 《教育和社会》的演讲。在两次演讲中，陈独秀都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反对教育与社会分离。陈独秀批判旧教育。他认为旧教育把教育和社会分离，导致了社会上人们不重视教育，不相信教育的作为，减少了教育效力。因此，陈独秀主张一切教育建设在社会需要上，教育须联系实际，学术须与社会结合。同时主张学校应向社会开放，造就社会化的学校和学校化的社会。

　　1921年，陈独秀曾任职于广东，他开办工人夜校，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活跃了男女青年的思想，并培养国文教师，开办俄语学校，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党组织培养干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陈独秀在教育本 质及特性、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教会教育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对今日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除毛泽东与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叶圣陶等一批教育家，在普及国民教育、规范培养目标、力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的教育主张，映透着该时期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精神。

　　中共一大的教育政策，毛泽东、陈独秀等对教育的积极探索，为共产党人教育理念的进步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奠定了扎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年发展，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贫困体系，使更多更公平的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体系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朗塔菲最早确定 “体 系／系 统 ”的概念，认为体系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体系的形成，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既从价值、制度上表现为逻辑时间的承接性，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体现为历史事件与年代纪事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研究从价值、制度、理论与实践四个维度，明确在不同时空框架下的承续与链接，以回应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体系建构的社会需要与时代诉求。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价值体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价值体系，形成和发展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旨在揭示教育反贫困在我国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价值本性、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实现教育反贫困价值的内在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意识的集中反映，阐明了教育反贫困在民族、国家、社会发展价值世界的规定性，以及与其他反贫困措施的意义差别。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价值，提出 “在革命过程中使民众增强智慧，养成民众的民主、共和的精神”。李大钊认为，“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它能 ‘培根固本’，提高人民的觉悟，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 ”。该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教育反贫困制度，提供了直观的价值引领和理论依据。 

　　纵观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价值，表现出较强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差异性特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反贫困的主旨为 “促觉悟、训能力”，意在通过重视工农群众教育，以唤醒全国人民谋 “独立、自由、解放”的意识，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只有独立、自主、自由、解放，才能摆脱贫困，才能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受教育机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基础落后，小学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成年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的比重更大”。由此，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的乡村教育方针，主张发展 “多快好省”的农村教育，实行全民办学和 大众办学并举。以 “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为主的救济式反贫困，也因之成为该阶段教育反贫困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贫穷”问题依然严峻。“中国还没有资格被称为超级大国，因为我们很穷”。从20 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国 “穷”的现实，要充分认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基于对国家穷、落后， “人口多、底子薄”的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确定了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价值定位。这意味着，该阶段的教育反贫困，反映了教育须充分考虑国家、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强调教育反贫困的家国职责和社会担当。另一方面，基于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认知，也开始强调从教育自身发展特点、规律、价值、教育结构角度，反教育自身的贫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教育反贫困，以“精准性”和“差别化”为价值引领。这一阶段的教育反贫困，具体可提炼为“精准、差别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公平有质量”几个主题。其中，精准、差别化是教育反贫困具体措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目的，公平有质量是理念、是标准。几者相辅相成，互为助力，形成以政府为主体，政策为保障，真脱贫、脱真贫为成效保障的教育反贫困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承续前面三个历史时期教育反贫困价值基础上，既充分肯定与认同教育反贫困的社会价值，又强调如何基于新时代社会发展新情况、新标准、新诉求，实施更具针对性、指向性、对象性的教育反贫困。这一以关注教育反贫困家国意义为基础，向重视教育反贫困实践方略与成效的价值转向，既关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与教育自身社会作用的日益重要有关。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教育反贫困的时代价值及社会功能，在21世纪以来，越发得到国家重视。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在揭示贫困根源时，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整体性贫困的根本原因，并把制度革新作为反贫困的首要前提以及无产阶级摆脱贫穷的出路。同时，基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出发，指出解放无产阶级的本质思想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 “制度变革、创新，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从公有制角度提倡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成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特定时空下国家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经济水平、社会处境等的客观认识，制订了与教育反贫困相关的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等，强调从政策、文件、法律、规章等制度角度，规范教育反贫困目标、任务、主题、对象，保障教育反贫困成效。我们以影响力、代表性、重要性为依据，筛选整理了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政策，藉此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的构建逻辑和基本理路 （见表1） 。

　　表1显示，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反贫困价值体系引领下，依托系列政策，构建了完备的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该体系反映出教育反贫困顶层设计的客观性、时代性、方向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明确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反 贫困的问题、任务、主题、对象和举措，为如何通过教育反贫困，以及反教育自身贫困，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我国的贫困，是 “特定条件下的体制性贫困和制度性贫困兼而有之的混合型贫困。混合型贫困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逐渐消除”。“制度完善”也因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构建的内在动力，以及教育反贫困成效的强力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