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平等是基于对个体在群体中相对位置考察的结果。阶层跨域不单是个体努力的结果，教育资源分配也是其中的前提条件 ， 此外还与家庭背景、 社会制度形态等息息相关， 过程极为复杂。再生产理论阐释了优势阶层以教育为中介， 使现有社会分配制度日趋合理化， 而且，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隐秘。而从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来看， 可以将其简化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中介效应。具体来说， 涉及从外部资源到教育资源、 再由教育资源到个体分配两个环节， 教育资源分配就成为考察教育平等现象的中介。这两个环节分别对应着以学校阶层为中介要素的宏观中介机制和以学生学业成绩为中介要素的微观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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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中介机制：

　　家庭资本与教育机会的转换

　　宏观层面上 ， 学校的阶层构成在西方教育理论中成为家庭等社会外界因素和学校对不平等作用的因素联系。自 《科尔曼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开始， 学校的阶层构成差异现象在教育平等研究中便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报告》指出， 学校的阶层构成是学生家庭经济地位之外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最重要因素 ， 相比学校的硬件设施、 课程设置和师资条件等因素， 学校的阶层构成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学校的阶层构成差异， 则是指学校办学质量与社会的阶层构成之间的一种紧密相关性 。根据家庭、 社会、 学校影响因素， 可以从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偏向、 同群效应下的教育期待和学校教育要素的阶层特征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 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偏向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决定了人们会通过一定的竞争机制和成本代价获取更具优势的教育资源 。以户籍来分配入学机会时 ， 户口就演变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成本 ；在以学业成绩来决定入学机会时 ， 个体的学业压力及家庭的教育成本就成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条件。相应地， 择校费、 学区房等就是社会资源调控教育资源的中介手段 。不论是 “就近入学 ” 还是 “能力分配机会 ” 的成绩入学 ，优质教育资源都会聚拢到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身上， 逐渐形成阶层固化的效应。 

　　据有关调查显示， 排名最好的学校所在的学区中， 教师、 医生、 工程师、 公务员， 以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达到 36.79%；在排名中上学校所属的学区， 这一比例为 25.84%；排名中等及以下学校所属的学区 ， 这一比例仅为 14.00%。学校基于个体生存发展理性， 通过家庭资本、 文化资本能提供给学生发展空间的因素辨识， 很多时候会默认甚至主动迎合这种阶层优势转化为教育资源优势的逻辑。 

　　根据社会各个层面家庭竞争能力来分配教育资源， 实质上就形成了学校阶层构成的差异序列：越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子女 ， 越就读于教育质量好的学校；越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子女， 越是就读于教育质量一般的学校。教育质量的分殊与社会阶层的分布形成了相对一致性。而以效率为核心的教育 “生产” 在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 ， 也无形中提供了一套通过各种形式的成本支付获得不同教育资源的排序系统， 通过这种系统机制， 将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先赋因素与外在学校分层结构紧密捆绑， 使个体被结构化到社会系统当中。 

　　2. 同群效应下的教育期待 

　　学校阶层构成中的同群效应使优势阶层更容易产生对子女的高教育期待 。教育期待实质上是一种潜在的教育机会。同群效应是指个体行为人会组成同伴群体圈子 ， 其中个体的表现或者行为会受到同伴群体表现或行为的影响 。学校的阶层构成越趋于阶层化 、 同质化， 同群效应就会越明显， 反过来它也会强化学校阶层构成的中介作用。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 教育期待通常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来考察。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 越期望子女能够通过受教育所得维持所处的阶层优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 在行为上就会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子女教育 ， 这会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学业水平。而且， 这种教育期望也会传递给子女， 使优势阶层的学生产生自我教育期待。学生在与外界交往和互动中会建构出一套判断是非边界的 “界定系统”， 通过界定学会对自我世界边界的控制， 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子、处于什么位置， 这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成人的 “学习” 和反应， 以及解释周遭世界规则（包括家庭与学校生活经历 ） 的一系列的 “原理”、 方式、 方法等。这种设定或解释 “原理”会使学生形成一个自我界限范围内的发展体系。 

　　学校的阶层构成差异中 ， 优势阶层学校的学生会依照周围优势阶层群体的行为习惯 、 学习技能模式、 实现目标对自己的学习能力 、 发展区域形成一个判断， 对需要的教育机会、 教育获得产生一种预设。这种判断和预设与相对劣势阶层子女的预设和对自我能力的认识在前提上是有差距的。研究表明， 在平均阶层地位越高的学校就读的学生 ， 其教育期望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同样， 学校也有对自身的教育期待。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如果将学生视为一种“教育产品”， 将学校视为 “人才工厂”， 学校在“加工” 意愿上可能倾向于在短期内更突出效率地去培养人才；学校也更愿意选择在学生教育过程中打下一个清晰的特质或标识来证明此阶段教育的成功。对学校来说， 更希望学校的阶层构成是同质性而非异质性的 ， 因为这种培养成本相对低， 而且教育更有针对性。这就更加使学校的阶层构成具有了学校本身也作为利益主体的助推性。 

　　3. 学校教育要素的阶层特征 

　　教师和课程作为重要参与要素成为对学校教育阶层特征的分析重点 。在有关阶层分析研究中， 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功能最直接的行使者，在由优越的社会阶层到学校中的优势地位 、 再到优势的教育机会获得之间 ， 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复制、 传导和再生产阶层的功能。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容易把学生家庭所属的阶层当作给学生分类和解释学生行为的参照和标准。优势阶层学生的惯习和文化资本原本就与学校文化相一致，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们顺利进入优质学校的概率 ， 并更容易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取得成功。这又能反过来加深教师对他们的期望、 信任、 积极评价等 ， 从而为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提供更大的机会和可能 ；而劣势阶层学生面对与家庭存在距离的学校文化， 其行为、 学业成绩缺少来自代表精英文化的教师更多的鼓励、 期待和肯定， 则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经历挫折 ， 感到明显的学习困难 、文化错位 ， 更早地在制度教育选拔中被淘汰 ，表现出教育失败。 

　　同时， 课程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阶层属性 ， 其传送的价值观、 导向性亦具有非常强的优势阶层属性， “学术课程趋向于成为抽象的、 高度书面的、 个别的、 与非学校知识没有联系的 ， 非学术课程总是和口头表达、 群体活动和评价、 知识具体化、非学校知识具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 学校文化本身被认为是代表社会的主流文化 ， 而非主流文化在学校中大多是被拒绝 、 被改造的。这种阶层文化上的契合度可以通过教师的 “认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和校内教育机会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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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中介机制：

　　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的互生 

　　1. 理论假设：教育机会抑或教育质量的追求 

　　在一定时期内， 教育不平等的发生通常被直接理解为源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和有限性 。而当教育资源丰富和扩充之后 ， 不平等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呢？“有效维持不平等” 的理论假设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支持性解释 。拉夫特瑞 （Raftery） 和豪特 （Hout） 认为 ， 对特定社会的特定教育阶段而言 ， 当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录取率提升普遍增长并超过教育需求的自然增长时， 所有社会成员的升学转换率都将获得提升。但具体在所提升的数量上是存在差别的， 高社会阶层的成员仍然在其中保持其占有的优势。只有当社会阶层高的成员在该阶段的教育获得需要接近饱和的时候 ， 继续的教育扩张才会顾及中下阶层 ， 这一理论假设被称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假设。高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追求较多的教育数量和教育机会时 ， 也要保持其获得教育质量的优先性和层次性 ，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与中下阶层产生区分。这种有效地区分开不同质量的教育被称为 “有效维持不平等” 假设， 说明教育资源数量的扩充并不能解决教育不平等的实质性问题 。由于就业机会以及好的就业机会有限 ， 教育分层依然存在， 并且优势阶层仍要依靠教育分层来保证就业及社会地位的优势。 

　　上述理论同时也说明，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间存在着某种衔接和转化关系 。如果从概念上细分， 教育机会不仅存在着数量上的有或无、多或少， 也存在着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区别 ， 即好的机会、 一般的机会等教育机会的质量区分。在教育分层的状态下， 好的教育机会接轨更高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获得 ， 即优质教育机会接轨优质教育质量。从教育平等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人们首先追求教育机会， 当教育机会得到满足，转变成或上升为追求更高阶段的教育质量 ；而社会的不同阶层间，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分配则成为优势阶层有意识地维护其阶层地位的教育资源占有上的途径。置言之， 优势阶层要不断占有教育机会中好的一部分 ， 并将它们转换成好的教育质量， 在机会上对中下阶层的教育获得进行持久性排斥。 

　　从教育机会 、 教育质量与学段转换的关系讲， 不同阶段的教育机会意味着获得不同层次的教育质量。一般来讲， 在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的区域， 从幼儿园、 小学、 初中到高中 、 大学各种层级的教育内部质量差异较大 ；同一城市中， 不同区域、 校与校之间都存在质量高低之分。从幼儿园开始， 每个学段的衔接无疑都是进行教育资源再分配的环节 。不同的教育资源对应不同的教育质量。那么， 在不同层次教育质量存在的前提下， 学段衔接实质上就构成了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意义上的不断转换 。教育质量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校际 ， 在学校内部除去可以观察到的课程与教学上的差异 ， 还有大量不可测量的、 隐秘的影响因素， 诸如校园文化、学校氛围、 师生关系等 。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教育质量， 起到了从资源分配夯实教育质量差异的作用 。也可以说， 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直接有着 “升学” 这样的路径依赖，这也可视为教育系统这个筛选装置发生的初步内部机制。同样， 在学校内部每一段微观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升级中也存在着阶段性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的转换 ， 好的教育质量是教育机会的保障和延续， 新的教育机会对教育质量是一种认可和评定， 不断地刺激和累积 、 转换， 也同样遵循着累积优势的法则 ， 形成学校内部微环境的路径依赖。 

　　2. 学业成绩：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的转换要素 

　　学业成绩是一种评价教育质量的方式和通过教育质量的评价获得新教育机会的桥梁， 是教育筛选装置作用的具体实施和微观体现 。学生学业成绩起中介作用的前提 ， 即从教育机会到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到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再到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转化为新的教育机会这一循环上升过程， 需要教育体制遵循一个统一的原则——绩效原则。现代学校的筛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则 ， 通过执行统一的标准和流程来反映以统一的学业成绩为筛选标准的优胜劣汰的结果判定。 

　　学业成绩是现代制度化教育中的一个评价要素和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 学业成绩被设定为较单一的目标结构。“如果我们仅仅设定一种目标结构让学生作没有选择的选择 ， 如果仅仅把一种能力 （如考试能力） 作为他们不得不发展的能力， 那毫无疑问， 教育制度就把学生置于一种预定的轨道…… 把每个人安置在按能力排列的不平等梯级中 ， 这是一种严重的教育不平等。”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 学校教育中的各种教育机会的分配几乎都是以学生短期或长期的学业成就为条件的， 而这种机会分配的方式被认为是在各种分配选择中最公正的 。这种教育机会分配的规则， 实质上是将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机会视为受教育者个体努力去竞争的对象。在这种竞争性的筛选装置中 ， 学业成绩突出者可以胜出进入高一阶段学习或者接受相对高质量的下一阶段教育 ， 竞争失利者则一步步地退出教育体系。单一维度的竞争性教育经过筛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