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距离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小差距。在新的教育发展阶段，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系统思考基础教育。全面了解世界先进国家教育发展的新实践和新趋势，对我国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本文综合国际三大教育智库对世界教育的排名 ，聚焦教育效能较高的国家，即芬兰、日本、韩国、丹麦、新加坡、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英国等国基础教育的策略及实践，探索高质量基础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典型做法，以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构建。
先进的教育理念
理念是先导，先进的理念是科学行动的前提。教育领域从不缺先进的理念，缺的是将先进理念化为行动的智慧和动力。譬如，两千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学不躐等、因材施教等，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全部实现。现代教育理念具体包括人才成长观、科学育人观和教育发展观等方面，其先进性生动地体现于世界各国的前瞻性制度安排和有针对性的实际行动中。
（一）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功的成才观
人才成长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同时又是有规律可循的。相信与期待就是人才成长过程中最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广为大家熟知的皮格马利翁实验就旨在证明相信与期待在一个人学习与成长中的影响力量。在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家长与学校对孩子都有较高期望。特别是对待学习处境不利的孩子，也同样给予信任和期待，甚至是更高的信任和期待。这些国家通常把为处于困境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资源作为工作优先事项，使所有人都有机会达到高标准。他们通常给这类学校分配更多的教师，让最好的教师服务于学习最困难的学生。如，芬兰以提供以机会均等为基础，公平、包容的教育为荣，资源定向流动到最需要的学生和学校。芬兰特别注重预防学生学习困难，小学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几乎一半芬兰学生在上学期间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学业支持，政府承担该类教育 98%的费用。事实表明，在更多的支持下，处境不利的学生可以达到较高的目标。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对高危学生的特别关注使高中毕业率从 68％提高到 82％。
（二）强调责任感和能力培养的育人观
“培养什么人”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核心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战略调整，“培养什么人”也总是在不断变化调整中。当前，几乎所有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都提出要培养有创造能力和责任感的学生。如，丹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教育，培养一种学习文化，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独立性和责任感；英国在《2015—2020 世界一流教育战略》中提出，支持学校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自信、快乐和有毅力的人，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就业能力和作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的能力。韩国近几年实施的课程改革，将重点放在创造力和性格以及所有学科的关键能力的培养上。
从个人的职业发展来看，对创业能力、技能培训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当前，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非常重视学生职业规划及职业技能教育。很多国家从基础教育开始已形成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如，美国成立 21 世纪技术联盟，将财政、经济、商业素养以及创业技能视为中小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技能；英国从中学开始设置商业课程；法国从初中开始加强创业教育。德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将职业技术教育视作学生未来职业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而且视作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的变化凸显了学生生活技能的重要性，自我激励、沟通、压力管理和组织能力培养的社交和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 再次受到重视。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将 SEL 纳入学科课程的一部分，2020 年更新了幼儿园至八年级数学课程，要求教师将“社交和情感学习技能”嵌入五大类 （数字、代数、数据、空间意义和金融素养） 数学教学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希望教师在所有课程中都融入 SEL，以发展学生在各个年级所有学科中的社交和情感技能，并为教师提供有关如何教授 SEL 的指南。
（三）重视学前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有证据表明，高质量的幼儿发展干预能够提高教育成功率和成人生产力，并能够减少以后的公共支出。因此，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非常注重普及学前教育。欧盟国家几乎普及了 3 岁儿童的学前教育，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计划，如，韩国的目标是提供新的面向 3 至 5 岁儿童的学前教育系统，并为 5 岁以下儿童提供至少一年的免费教育；德国每个 3 岁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都享有日托的合法权益，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对其教育和保育方式进行调整，如年龄和发展阶段、语言能力、兴趣和生活状况以及种族出身；加拿大安大略省为 4 岁和 5 岁的孩子提供全日制幼儿园，以便为上小学建立坚实的基础并顺利过渡到一年级。学前教育普及化和免费化成为各国重视学前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流的教师队伍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支持高质量基础教育的关键，在高质量的教师体系中，每个学生都可以接触到优秀的教师，并且有望取得成功。
（一）严格的教师选聘
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对教育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严格的选聘条件，目的是让真正热爱教育、有批判性思考、学业表现出色且具有较强教学潜能以及乐于奉献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这些国家通常建立了严格的教师任职资格及入职标准，由知名大学或更为严格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教师培养课程。芬兰从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师，其录取比例仅为10％。申请者除了提供高中平时成绩、课外活动以及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外，还必须参加瓦卡瓦 （Vakava） 入门考试，旨在评估申请者是否具备批判性思考和评估教育科学论据的能力。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负责招聘教师，由包括现任校长成立的小组从排名前 30％的高中毕业生中招聘教师。仅八分之一申请者有机会被录取，被录取学生将免学费并领取月津贴。申请程序非常严格，面试侧重于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个人素质，并对候选人学习成绩及对学校和社区的贡献进行深入调查。新加坡重视让校长招聘教师，因为他们认为，错误的招聘决定可能会导致 40 年的教学质量下降，这不仅关乎学校的成功，而且关乎教育系统的成功。事实证明，只有高标准、严遴选，才能从入口端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二）有效的专业指导
有效的专业指导是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不断获得专业成长的基本方式。在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重视上岗培训、支持同行学习等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在这些国家，教师从申请到加入教师队伍的全过程，都有机会得到教育管理机构指定的、训练有素的导师的指导服务。初任教师的工作量通常会大大减少，如，新加坡的初任教师仅需完成 80%的工作量，新加坡教师一旦开始职业生涯，每年将参与 100 个小时校本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近十年，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不列颠省，教师专业发展主要基于“探究式”专业学习网络，“探究协调员”为学校教师，他们会定期开会了解和解决教师教学中的问题，一般将其 10％~20％教学时间用于领导学习网络。
为了应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支持同行学习越来越成为教育质量较高国家提升教师能力的重要策略。新冠疫情期间，教育质量较高国家使用各种方法为教师学习新技术提供专门培训和支持，其中一种关键策略就是促进同伴指导。2020 年，韩国启动了线上“同伴支持计划”，将全国范围内的志愿者教师与请求支持的同伴教师联系起来，共同努力建立在线教室或在线课程。同样，爱沙尼亚建立了校本教育技术人员网络，帮助同行教师以创新的方式整合技术。芬兰学校鼓励教师之间合作研修，支持同伴学习的“导师-教师”网络，导师负责开发新的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教与学，通过一对一和小组支持的方式提升同行技能。尽管策略各不相同，但每个国家都信任由教师充当专家，并在迅速发展的在线教学空间中领导同行。
（三）科学的职业规划
打破职业壁垒，搭建教师职业晋升“ 立交桥”，为教师个体职业规划和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这是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并不外显但却极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教育质量较高国家为教师设置了各种发展路径，促使他们运用专业知识改善教与学，同时投身于令人兴奋的教育事业。如，新加坡每年针对多个胜任力指标评估教师的表现，其中包括对学生的学业和品格发展的贡献，与家庭和社区团体的合作以及对同事和整个学校的贡献。经过三年的教学与评估，找到最适合他们发展的三种职业道路，即教育教学路径、教育领导路径、高级专家路径；韩国实施教师能力发展评估，由同行、学校领导、学生和学生父母评估教师绩效，基于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专业发展计划，成绩最高的教师有资格获得一年研究假期，而绩效低的教师可能需要参加一定数量或某种类型的专业培训。
（四）优厚的薪酬待遇
没有足够丰厚的待遇，就吸引不来更加优秀的教师从业者。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是教育质量较高国家的普遍做法。教师地位和待遇高也是这些国家师资队伍的一个基本特征。芬兰、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教师收入及待遇在全国各行业中都是可观的。如，新加坡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医生和律师相当，初中教师的最高工资是人均 GDP 的两倍，为了确保教师行业的竞争力，新加坡教育部关注其他行业人员工资，并适时对教师工资进行相应调整。在韩国，教师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职业选择，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且薪酬高，拥有 15 年经验的教师的工资超过受过同等教育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在日本，教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担心教师短缺，时任首相下令教师的薪酬要比其他公务员高 30％，尽管这种差距在过去的 50 年中有所缩小，但根据法律规定，教师在公务员中的工资仍然相对较高。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先进的教育观念、一流的教师队伍，最终目的都是要提高人才培养水平。高水平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大、中、小学的有机衔接，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密切配合，也离不开教学、科研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但就学校教育而言，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在课程管理、课程教学和学业评价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开放的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对学科教学的纲领性指导，也是对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的基本规定。为了指导和支持有效的教与学，所有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都制定了课程标准，规定了学生在语言、数学、科学以及所有必修科目方面学习及活动的应有内容。然后，根据标准开发课程框架，按年级或跨年级指定应教授概念的顺序，从而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清晰路径。当前课程标准规定的核心培养目标，越来越多地包括高级复杂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例如道德行为、制定和完成任务、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等。随着技术与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的融合，韩国、新加坡、爱沙尼亚、芬兰、日本与新西兰正在将计算机编程纳入国家课程，积极推动软件教育、编程教育，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力。课程标准在内容方面的开放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也为教学内容的更新提供了机制保障。
（二）严格的课程审查与评估
与课程标准的内容越来越开放相对应，课程审查与评估制度越来越严格和完善。许多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都开展了课程审查与评估，以确保课程质量。英国在 2015—2020 年世界一流教育战略中明确提出，重视课程标准及评估，在教育系统的每个阶段建立“黄金资格标准”，并将评估作为实现教育卓越的核心工作。2017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推出的重大改革之一即宣布了对省级课程和评估系统的审查；新加坡每六年对课程大纲进行审查，并对系统进行定期、整体评估。严格的评估有助于学校自主确定教学方法，同时对结果负责，进而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更加重视跨学科、混合式的课程实施
跨学科的课程组织与实施逐步被重视和认可。譬如，STEAM 课程就是典型的跨学科教学。常规课程的组织实施，也逐渐多样化、开放化和跨学科化，这也是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如，芬兰一直处于课程设计的前沿，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创新能力，2016 年，芬兰教育部开发了新的国家课程，以帮助学生发展跨多个学科的广泛能力，引导学生从小学开始即在跨学科项目中进行合作，鼓励学生为这些项目的设计作出贡献。芬兰教师的授课时数比任何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都要少，每年的授课时间仅为 600 个小时，而 OECD 国家或地区教师的平均授课时间为 1080 个小时。芬兰教师将大量时间用于精心制定课程计划，并提出创新的课程实施方法吸引学生。教师们都因个性化、适应本班的教学并给予学生个性化关注而感到自豪。
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逐渐模糊了教与学的界限，新冠疫情在某些方面也将永久改变教学的空间界限，以家庭为基础的学习或许将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新加坡已开始制定具体计划，重新设计未来的学校。2020 年 6 月，新加坡教育部长宣布，即使在公共卫生危机过去之后，以家庭为基础的学习，即远程教与学也将成为面对面课程的常规“补充”。因为基于家庭的学习非常适合帮助学生发展自我指导的学习技能，这是新加坡教育系统的关键目标。为了支持新混合模式并减少学生在家中获得教育在技术上的不平等现象，新加坡加速实施国家数字素养计划。该计划最初计划到 2028年为所有中学生提供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现该计划将在 2021 年底提前完成，学生可以使用这些设备访问新加坡国家在线教学平台——学生学习空间。
（四）全方位的教育质量评估
尽管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给学校提供了更大的在学生评估、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教科书使用等方面的自由决策权，为创造创新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但政府依然高度重视对教育质量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督导评估与问责。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种教育质量监控制度，包括创建卓越学校模式 （School Excellence Model），学校每年进行校内自评，教育部组织的评估组成员每 5 年对学校进行一次外部评估。教育部将学校评估的结果公布在媒体上，接受政府、社会、家长的监督，这既能够鉴别、问责、奖励各级各类学校，又使学校不断地在总结反思中走向优秀，成就卓越。在学校自治程度很高的芬兰，政府也安排了学校的“督察员”，定期拜访学校并提供反馈。德国形成了良好的评估文化，各州都建立了教育质量评估研究机构，负责学校质量评估和研究工作，如，北威州进行的教学质量评估，让每所学校通过评估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学校质量评估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学生的学业评估，基于标准的学业评估也是开展教育规划和教育改革的基石。因此，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普遍开展学生学业评估，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课程大纲的内容。鉴于课程大纲规定了学生应掌握高级、复杂的能力，这些国家在学业评估中尽可能少的包含多项选择、计算机评分等设计，因为该类型的评估无法有效地衡量高级技能。研究表明，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通常通过论文写作的方式评价学生，且往往在学业生涯关键转折点进行。另外，这些国家优先为学业评估买单，他们认为便宜、低效、不严谨的评估不能造就世界一流的教学或学生的高成就，这进一步凸显了学业评估的重要地位及其成果的应用。
（五）不同处境的国家级测试
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对国家级测试持有不同态度。芬兰有国家核心课程，但没有国家测试或其他监控学校成绩的方法。学生在高中结束时参加国家大学入学考试，这是芬兰唯一的标准化考试，分数用作大学申请的一部分。然而，新加坡非常重视国家考试。学生必须参加小升初考试、高考。学生和家长都知道考试的重要性，学生依据考试成绩分流到职业技术学院或大学。
效益优化的教育保障
要实现“十四五”时期教育发展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保障体系。这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专业化的团队建设
教师是高质量教育最重要的人员保障。除教师外，校长是引领学校发展的关键人物，教育质量高的国家一般都会精心挑选学校负责人并提供严格的培训。韩国的学校领导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中央政府的雇员，在成为学校领导之前，需积累平均近30 年的教学经验，每 8 年换一次学校。在新加坡，校长任职 6 年及以上可享受为期 1 年的全薪假期，进行国际学习访问、研究和撰写书籍或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新加坡支持校长发展技能的另一种方式是国际学校领导者交流计划“建设教育桥梁”，该计划着重于通过更多了解国际教育系统的领导实践培养领导者的创新能力。新加坡校长每 5~7 年调动一次，鼓励建立不依赖校长并体现出一致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学校文化。芬兰的一些城市中，学校领导还兼任地区领导者，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地区，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学校，从而促进了学校和市政当局对学校教育达成共识。所有教育质量高的国家学校管理的共同特征是，从学校的官僚主义管理向更可能形成专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组织形式转变。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芬兰、日本和新西兰更加重视更专业的工作组织形式，并且鼓励校长向下分配权力。
成功的教育并不仅仅源于优秀的教师与校长，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专业化工作团队。日本支持学校团队发展 （team gakkou），即学校团队在校长的领导下，对课程、日常教育活动和学校资源进行统一管理，该系统由多种类型教师构成，包括监护教师，饮食和营养教师，行政工作人员，心理学、安全与健康、法律咨询等专业工作人员，运用专业知识，通过分工合作方式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为了进一步通过团队合作为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提供支持 ，日本政府还为学校提供学校顾问（school counselors）和学校社工（school social workers）支持，原则上给所有公立小学和初中分配学校顾问，给所有初中分配学校社工。
（二）更加注重投入效益最大化
扩大教育投入依然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教育投入既定的情况下，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加注重令教育经费投入的实际效益最大化。譬如，当教育质量较高的国家不得不在小班化教学和优秀教师之间进行选择时，一般都会选择后者，因为优秀教师的教育效益更大。如，日本2016 年教育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所占的比重为 2.9%，在其他 35 个 OECD 成员国中排名垫底。但是，日本将大量资源投入核心教学服务中，其中一些经费用于提高教师收入待遇。比较而言，OECD 成员国教育投入主要用于豪华的校舍、学校服务、精美的教科书和昂贵的体育运动项目。日本选择保持较大班级规模，有的班级规模是美国的两倍。该选择为日本教师提供了更多备课时间，并能够充分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新加坡也选择允许学校扩大班级规模，但将大量投入用于每所学校的技术、培训和支持人员供给，以使教学实践最大化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三）加速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及渗透
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绩效的另一种方法是对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如，新加坡经过数年的开发和试验，于 2018 年在所有学校引入学生学习空间 （Student Learning Space） 项目，包括覆盖所有学科及年级的数字课程资源。OECD 发布了《教育创新评价报告》，对45 个 OECD 国家和地区的 158 项教育活动进行追踪评价。报告显示，使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过去10 年间给 OECD 国家教育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创新。新冠疫情更加凸显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重要性。当前，学校数字化设备更加普及，很多 OECD国家允许学生将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带入课堂。在美国、加拿大等中学课堂，学生携带电子设备上课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将电子设备视为学习的“助手”而非“敌人”。因此，与增加信息化投入、加强信息化硬件建设相比，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进行根本性革新，是教育质量高的国家所探索的方向，也是后发国家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进行“弯道超车”的关键环节。
综合一些世界先进国家近期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做法，我们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可以从先进的教育理念、构建一流的教师队伍、完善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以及打造效益优化的教育保障体系入手，落实落地。各国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可供我国参考。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21年第9期
作者|张宁娟、武向荣（中国教科院教育督导评估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