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在新发展格局中意义重大。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转变传统“工作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状态，使“人的城镇化”真正落实，教育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有学可上，大量进入城区的人口才可能落地生根，实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原有城镇教育容量有限的现实情况下，城区新建校大量出现，成为当前我国新发展格局中教育使命的重要担当。因此，对城区新建校及其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是对学校系统内新生之物的理论回应，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承担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教育使命。
城区新建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成条件
“促成要件”在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城区新建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构成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二是城区新建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继发性结果，就当下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求城区新建校的兴建，就未来而言，城区新建校将持续伴随城镇化建设进程。
新型城镇化主要涉及常规进城务工群体、城郊农民群体、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两栖”农民群体以及返乡创业群体，以年轻的农民工和工薪阶层为主。这一人口特征决定了他们对城区学校教育的强烈诉求。首先，该群体亲身验证了教育在过上更加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很多农村人口甚至就是为了享有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而搬迁至城区的。其次，该群体的经济能力与社会资本有限，基本无望进入高门槛的主城区学校，或步入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居住地公立学校几乎是其唯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其子女有无学校可上，是他们长期居住、世代聚居、扎根城镇的决定性因素，是可持续城镇化的重要成因。
传统经济和产业为取向的城镇化模式忽视了教育，只建工厂和高楼，不建校园，导致教育资源在城镇空间中“总量不足”“供不应求”。所以，同期的义务教育城镇化率比城镇化率远高出18个百分点，“大班巨校”出现。巨型学校在学生管理、学生发展上更是弊大于利。所以大班巨校定然不是满足城镇化人口入学需求的良策。在这种背景下，高水平解决城镇化人口的入学诉求与城镇学校容量之间的矛盾，城区新建校是必然选择。梳理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校数量也能够发现，乡村中小学数量显著下降，镇区、镇乡接合区的中小学数量缓慢下降，但城区中小学数量小步稳定增长、城乡接合区中小学数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呈增长态势，概而言之，城区新建校总体上呈增长的现实态势（见图1）。
图1 2012—2017年我国中小学数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整理自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2—2017）
面向未来，有研究者测算出，2030年、2040年、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分别为68.38%、75.37%、81.63%，即城镇化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13）》也有相同预测，即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无论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还是城镇化规划中的“两纳入”（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都展示了国家既要让城镇人口子女有学上，又要上好学的政策精神。再加上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等新的政策不断出台，必将进一步推动进城务工人员由以往的单身外出打工，转变为举家外出就业入学。而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其产品属性不是由其生产或提供方式决定的，而是由其消费特征决定的。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的客观发展和政策的主动引导都会带来城镇学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必然会产生不断增加的入学需求。所以，城区新建校将始终伴生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城区新建校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后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哲学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于：只有找准支点，才有可能支撑起整个事物的改变。城区新建校从零做起，找到能够撬动学校整体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至关重要。梳理中国知网“新学校”主题的学术论文，结合笔者的现实调查，发现发展势头较好的城区新建校的“阿基米德支点”共有以下四种典型类别。
（一）学校文化建设支点
近年来，通过学校文化建设推动学校发展成效显著，薄弱学校实现涅槃、没落老校焕发生机、普通学校迭代升级等，前人的成功经验启发着新建校自觉考虑以文化建设这一支点来撬动学校发展。
重庆两江新区康庄美地第二小学成立于2014年，是一所公租房配套小学。学生家长多为进城务工人员，以小商贩为主。家长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和辅导孩子，且多为多子女家庭，学生放学回到家首要之事为做饭、照顾弟妹。学情调查之后，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将弱势转为优势，提出并逐渐确立“当家教育，大家风范”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当家人”为育人目标，并进一步分解为“爱家之心、持家之能、当家之责”的核心素养。学校立足“家”文化并辐射到学校管理、教师培养、课程建设等方面，校长以家庭温情办学，教师以家长爱意育人，激励学生为个人未来之家努力，为祖国大家奋斗。其实，“城镇化中的儿童及其父母和家庭，正是变动中最脆弱的群体，他们遭遇着各种风险，生活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学校的“家文化”竭力呵护着这群孩子及其家庭适应并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很好地体现着学校教育的时代责任。
浙江省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部创办于2015年，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创意城。尚未开学，学校就成立了“FSC创意联合委员会”，家庭（Family）、学校（School）、社区（Community）三方深度合作，共同探讨学校应以何种文化育人、如何育人等问题。对学校而言，FSC成员是学校发展决策团队成员，以每周日晚的“FSC微论坛”为载体；也是学校的教育对象，以“湖畔书院”为载体为家长提供多元的课程；还是学校基础性课程实施的协助者和补充者、拓展性课程的开发者和引领者；更是非正式学习环境、社会实践等的技术支持和资源支持。在白马湖学校小学部，家庭、社区超越了支持者和学习者、志愿者等角色，已经晋升为学校发展的联合决策者，成为学校的“内部人士”。这种更深入、互动性更强的家庭-学校-社区关系，对于一所老学校而言，需要转变既有思路和办学方式才能进行，但对一所新学校而言，却成为有心之人的新生优势。
（二）校本课程开发支点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标志着作为国家政策的校本课程开发具有了合法性依据。对学校而言，“校本课程”开发具有多种功能，如满足学生个性发展、提高教师教研能力、增强学校凝聚力、创建学校特色等。对新建校而言，善用校本课程，正有效促进着学校发展。
龙江实验学校位于中国家具制造重镇顺德区龙江镇，其生源多为当地家具制造产业从业者的子女。2013年，广东拔萃教育集团接管学校，人事、管理、组织机构的变化使学校虽旧实新。学校按惯例开设了家政、体艺等校本课程，却受到家长们的一致反对，理由是“我家里有保姆，我的孩子不需要做饭，学校开烹饪课程有什么意思？”面对家校课程目标冲突，学校倾听并积极回应家长的声音，从生源家庭背景入手，以家具制造为出发点，抓住家具设计中的“创意”要素，进行教育性转化，构建出“创意+”校本课程体系，其中“超级大脑”模块中的“学习3D打印笔”“基础建模课程，构思家具或家居改良创意”“智能家居，未来客厅”等课程内容深得学生喜爱。学校此举“既是为学生的家庭培养家族事业接班人，也是为当地家具事业培养后续发展人才”，进而推动学校发展进入新的境界。
新建校的一大弱势是教师普遍年轻，对待教育教学有热情但缺乏经验，这也是许多新建校的痛点。不过，成都市高新区尚阳小学却将校本课程的内涵扩大化理解，自觉构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课程体系，以“家园课程”促教师和谐成长，以“生涯课程”促教师个性成长，以“修身课程”促教师情操成长，以“学生校本课程”促教师专业成长，“学校淡化与教师之间的雇佣关系，重视培养关系，从‘用人’转变为‘育师’”，以成就新教师实现新建校内涵式、可持续发展。
（三）课堂教学改革支点
对学校而言，课堂教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需要教育教学理念、学生观、管理体制、教师队伍等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但“教育有其传统的一面，学校有其稳定的一面，课堂有其模式的一面。这些东西沉积下来，就成为惯习，而惯习是非常抵制变化的”。但是对一所新学校而言，教学改革却不会遭遇全体性的教学惯习，其对传统教学理念、组织形式、课堂模式的变革会更加彻底，也更有生命力和持续性。
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成立于2014年，位于具有多家科技型中央企业的“未来科技城”，但其所在的行政区域属于城乡接合部。这样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学校生源的差异性，某年高一新生的入学分差高达212分。为促进每位学生的学业成功，学校参考成绩、学习态度及潜力，将部分学科由高到低分为动态调整的E（Extensive）级、R（Regular）级、F（Fundamental）级，探索分级教学。在具体实施中，整体教学策略是E级学生以“放”为主、“放”中有“扶”，R级学生有“扶”有“放”，F级学生，则以“扶”为主；教学导入部分，在E级，教师普遍采用直入主题；在R级和F级，教师则会有一定的铺垫和基础知识的补充与考查；F级的过渡问题最多。教学方式上，E级多是启发式合作学习、R级多是替代式教学、F级以讲授为主强化基础知识。这种分级亦延伸到课后服务，设置了差异化作业、适应性辅导以及梯度化评价。学校管理保障也进行了系列调整，以适应分级教学模式。采用分级教学之后，学生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更收获了学习的信心。
（四）信息技术创新支点
信息技术已然深刻改变着教育的社会环境，并直接应用于学校教育之中。然而只有那些真正“从教育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有其基本的目标对象和所要解决的目标范围”的技术才有可能深刻变革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说到底，信息技术之用不是取决于技术之高明，而是取决于教育之需要。当前国内外关于作业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定论，但“倾向于认为作业有助于提高学业成就的研究较多”。我国中小学家庭作业存在“缺乏针对性、层次性、统整性、灵活性”等问题，在作业批改上“既没有实现信息反馈功能，也没有实现培养、发展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反思能力、评价能力的功能，处于一种严重的功能缺失状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重课业负担这个难点和痛点问题。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中学建于2018年，位于城市新兴繁荣区域，学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开学之初，在家庭自愿的前提下，学校在实验班投入使用作业方面的教育技术系统。该系统实时向学生的作业终端发送定时定量的基础性、分层级和个别化的作业。传统上“作业发布—回收—批改—讲解—订正”流程约需12小时，借助该系统，则平均耗时1小时，真正做到了即时反馈。此外，通过该系统的大数据挖掘和智能匹配功能，实验班学生平时作业中的错题能够被准确记录、精准分析，进而推送符合学生学力学情的错题强化、知识点提升等学习资料，实现智慧化作业指导。
学校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开发、课堂教学改革、信息技术创新是当前城区新建校比较常见的典型发展支点。各个学校选择这些支点的动因、依据各有不同，但其基本逻辑是尊重学校的现实状况，从现实中发现并认定自己在特定时期的阿基米德支点，使其率先发力，形成“撬动”效应。
城区新建校发展的共同气象
当我们把前述各校的支点抉择及其运行特点整体结合分析时，能够发现：只有符合教育发展内在的、根本规律，其成功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因此，这些城区新建校的“阿基米德支点”引发的学校发展态势，便展现出一种内蕴未来趋势的气象之感。
（一）超越“工作单位”转向“命运共同体”
就大部分城区新建校而言，其校长和教师普遍是在多个选项中选择了该校，这种抉择的背后是他/她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担当，还有“想做一番事业”的教育情怀和勇气。所以，学校是他们教育理想的实践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城区新建校的发展同他/她们的“精神生命”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另外，城区新建校普遍有政策扶持及高端硬件等良好外部条件，若学校发展不利，则既不能向历史找理由，亦不能向外部找借口。此时，城区新建校的教师们作为建设和发展学校的第一批人，其创建者的身份使新建校的发展同他/她们的“职业生命”产生了不可割裂的关联。
所以，新建校的发展关乎着教师们的“精神生命”和“职业生命”，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换言之，对教师而言，迈入新建校的那一刻，其与学校之间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那样简单的关系，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感”会让校长和教师们产生一种“自觉的、积极的和高度的责任感，从而形成他们各自勤奋工作与学习的强大动力”，同时又能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与凝聚力，以主体的姿态筹划和参与学校各项工作，成为建设者，而非观望者。
（二）跳出“外延”致力“内涵”
城区新建校大都有着美丽的校园、精良的设备。那些不愿深入思考的旁观者会将新建校的良好发展势头归因于经费投入、政策倾斜等外部原因，但实际上，对新建校内部人士而言，他们早已跳出了简单的“外延”思维，进入“内涵式发展”的办学思路。
上述“阿基米德支点”具体名称不同，但无一例外均为学校内部、教育教学内部要素，这些支点及其带动的学校发展比较显著地在“发展道路”上演绎着内涵式发展。进而言之，这些支点殊名同旨，彰显着学校对学生多样性的尊重、对教师的信任与培养、对学生不必要负担的摒弃，以及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努力，这种一切以人为思考起点的思维模式在发展目的维度上诠释着内涵式发展。再往前看一步，城区新建校是从本校师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校本化的办学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主动思考、主动筹划，这种对“学校是学校发展的主体”的真知与真行，在发展主体维度诠释着内涵式发展。
（三）变“当下短板”为“未来长板”
总体而言，我国中小学校还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期。要素驱动型的学校发展指的是依靠生源、师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等要素来实现的发展。其中，生源至关重要，生源的高度决定了学校发展的高度。所以生源大战才年复一年地上演。城区新建校大多地处城乡接合部，地域特征决定了其生源整体情况较弱且差异大，以要素驱动型学校发展观来看，这是致命的短板。不过，若秉持创新驱动学校发展观，则会有另一番情况。学生弱，倒逼着城区新建校极力发现学生们的亮点，恰如康美二小的教师所言：“我们的孩子可能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但他们生活自立，身体健康，各个当着家呢。”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确实让学校犯难，却也倒逼着城区新建校探索教学改革以适应每一类、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甚而找到学校的成功密码。在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之中，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国策之下，生源弱、生源差异大将会是常态。就生源而言，城区新建校提前实现了“短板变长板”，为学校的未来发展抢占了先机。
（四）以“后发优势”革“先在桎梏”
城区新建校建立于我国教育发展良好形势之下，处于教育改革红利释放的历史时期，又有一批有教育理想、教育热情与实践智慧的创建者，其虽后发，但成绩显著。本文语境中的城区新建校大都成为当地的教育名片，甚至有地方教育行政系统委重任于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建校，使其引领本地学校的发展，以推广城区新建校的发展经验、放大其发展效益。
从类型上说，我国现有教育政策“仅对学校简单地进行城乡划分”，未能体制性地承认城镇内部、乡村内部学校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特征。而现实中多类型的学校分别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困境，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与扶持。城区新建校因其后发优势已然引起了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或可激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不违背国家教育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先行探索区域内分类别的学校发展政策。从价值取向上说，当前城区新建校的成就，主要取决于其发展模式的内生性、自主性和教育性，这同尚未从规模发展、外延发展、硬件发展思维中完全转型的当前教育政策之间是有一定的张力的。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城区新建校的成功发展有望倒逼教育政策价值转型，更有利于教育实践的内涵式发展。
结语：于“小变量”见“大趋势”
同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总量比起来，城区新建校是极小一部分，其实践上的成功范围尚小且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城区新建校的发展支点所体现出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内涵发展方式、有教无类的学生观、以实践推动政策转型的精神，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学校发展的未来方向：超越人、财、物及政策等资源的排他性占用，实现基于自身条件的智慧创用；突破某一个理想理论的想象，脚踏实地真切关照现实需求的探索；舍弃复刻外来经验和“拿来主义”路径，基于教育发展规律实现校本化创生。可以说，城区新建校这个“小变量”，蕴含着未来中国学校教育整体发展的“大趋势”。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7期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