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汪卫东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MPI）中的教养方式分量表、生活事件分量表、思维方式发展分量表，对成人进行“忆溯性”问卷调查，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和生活事件对个体思维方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为外源潜变量，思维方式为中介变量，思维方式与生活事件互为因果的非递归模型成立；个体思维方式对生活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大于生活事件应对能力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且方向相反，个体生活事件应对能力对思维方式影响为负向；与综合人群相比，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人群的童年期生活事件应对能力对少年期和青年期生活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更大；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人群的思维方式对生活事件应对能力影响、生活事件应对能力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与综合人群相比均略低。

　　关键词：教养方式；生活事件；思维方式

　　一、问题提出

　　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是影响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因素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家庭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发展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关于父母教养方式概念，研究者多认同Nancy 和 Stenberg在1993年的定义，即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气氛的集合体，包括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抚养行为，是父母教育观念的反映。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它相对稳定，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反映亲子交往的实质[1]。教养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一种惯习(Bourdieu，1980)[2]。张丽华（1997）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直接作用于亲子互动过程，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对子女多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3]。

　　国外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1971,1980）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她在其家庭社会化实践研究的类型学方法基础上界定父母教养方式，根据父母主要教养方式行为因素（如温暖、参与、成熟要求和监督等）配置的差异与程度差异对儿童产生的不同影响，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三种类型[4] [5]。

　　在此基础上，埃莉诺•麦考比与同事（Maccoby&Martin，1983）进一步修订，根据父母对儿童要求性和反应性水平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 [6]。Arrindell 等( 1999)将教养方式分为拒绝、过度保护和情感温暖三种类型[7]。其中，拒绝和过度保护是消极的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是积极的教养方式。陶沙等（1999）又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七类: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和教育的不一致等[8]。综合中外学者研究，汪卫东教授（2016）在三十年临床心理治疗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五个维度，分别是惩罚与严厉、过度干涉、溺爱、矛盾教育、忽略保护，并以研究数据证实[9]。

　　父母教养方式研究最早起源于对精神心理疾病起因的探讨。在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不仅与非正常心理高度相关，而且对形成个体健康人格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子女的人格发展(Weiss & Schwarz，1996)[10]。父母对青少年的温暖和支持能够预测青少年积极的人格特质（Callina,Johnson Buckingham&Lerner(2014)）[11] 。王娜（2006）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理解和温暖对子女人格的影响最大[12]。曲晓艳等（2005）发现父母不良的教养方式是其子女某些不良人格特质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3]。

　　关于思维方式，相似的概念有思维风格、思维倾向等等。汪卫东教授（2016）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是其人格发展研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4]。他认为，人格有七个要素，分别是胆量（或胆气）、自我（或自知）、思维方式（或思虑）、人际关系（或人伦）、意志、性发展（或性与情）和世界观（或三观）。思维方式，是指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思维方式包括病态与非病态思维（简称病态思维）、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简称非理性思维）、谨慎和固执这四个方面。个体健康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没有病态思维（如，“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一种病态思维），思维理性化（不存在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级思维）；适度谨慎，不固执已见。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胡睿和侯玉波（2009）研究发现教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思维和行为的不同水平上存在复杂关系[15]。刘桂荣（2013）研究显示，父母的更多的鼓励和更少的心理和行为限制，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16]；纪凌开（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强迫性思维的产生与完美主义的育儿风格有关 [17]；石绍华等人（2001）研究发现，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子女更高的演绎推理能力有显著影响[18]。李寿欣（2004）等人认为，场依存和场独立的形成与父母鼓励子女自主性的强度有关，前者的父母对待子女表现出更多的限制行为，后者的父亲有更多的关怀而母亲则相反 [19]。范洁琼（2009）研究发现，家长教养风格和学生人格影响学生不同的思维风格的发展，且学生人格在家长教养风格对学生思维风格的影响中起一定的中介作用[20]。蒲欣（2018）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症自动思维和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忽视、躯体虐待、父母过度保护、父母拒绝呈正相关，与父母情感温暖呈负相关[21]。

　　生活事件，指个体生活中发生的需要一定心理适应的事件[22]。它也可称作生活变化，主要是指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生活事件对个人的影响程度标志着个人的应对能力。生活事件包括正性事件和负性事件。本研究所指生活事件是负性生活事件，即引发个体消极情绪的事件，如转学、被诽谤、父母离婚等等。适度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成功完成社会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有关生活事件与思维关系的研究，孙锋丹（2018）等研究发现，童年不良生活事件会对个体成年后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极大的影响。自动思维和负性情绪都可能是童年不良生活事件和心理痛楚之间的中介因素[23]。常文佼（2018）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除了能够直接影响寻求意义感，也能够通过反事实思维、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对其进行影响，个体产生的反事实思维和应对方式越多，对生命意义感的寻求就越积极[24]。高歌和侯玉波（2009）研究发现，个体思维方式对其应对方式的预测模式在亲代和子代两个子群体之间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25]。这表明父母思维方式通过教养方式影响子女的思维方式，并影响子女的应对方式。

　　临床心理治疗发现，教养方式、生活事件和思维方式发展之间关系复杂，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父母教养方式影响个体思维方式的发展，同时个体思维方式和生活事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建立多元数据分析模型探讨个体思维方式发展与教养方式、生活事件的关系，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证支持。

　　二、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研究主要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和生活事件对个体思维方式发展的影响（就个体而言，6 岁前、7－18岁、19－25岁三个阶段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故有时用“思维方式发展”一词表述）。

　　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 教养方式对个体思维方式发展的影响；

　　2. 个体思维方式与生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 教养方式和生活事件对个体思维方式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为：

　　假设一：教养方式对个体思维方式发展有影响；

　　假设二：个体思维方式与生活事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由此，构建了以教养方式为外源潜变量，个体思维方式为中介变量，个体思维方式与生活事件互为因果的非递归结构方程模型。

　　三、 研究工具与被试

　　（一）被试

　　本研究被试为29个省份的成人。共收集问卷2450例，包括健康人、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犯人和戒毒人员。纸质问卷976例，网络问卷1474例。运用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查：SCL-90漏答题量≥6，测谎题量≥6，测谎题总分≥7，重测题差值≥3，青年版问卷测谎题＜16，少年版问卷重测题差值＜3。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样本构成为1949例。样本回收有效率为79.55%。具体被试类型见表1。    

表1   被试类型分布

　　（二）研究工具

表2 各分量表结构及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