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发展，由于受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影响，具有来华留学规模大、专业集中，赴印度留学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充分认识中印教育交流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两国间的双向留学生教育，一方面加大支持赴印度留学力度，推动两国高等院校的直接合作，有利于促进各领域急需的专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给予高校必要的自主权，在吸引更多印度学生来华学习的同时，不断提高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中印教育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民心相通”的重要内涵是人文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责任与使命。印度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文明古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人口规模和发展潜力上，都与我国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印之间开展的互派留学生教育是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生达到23 198人，按国别排序位居第四[1]。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赴印度留学生仅有177人，在人数和规模上完全不成正比[2]。可以说，自1976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我国与印度的关系几经起伏，教育交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值得期待的发展前景。在“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必要梳理中印两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中的特点、规律和趋势，为制定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留学生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印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1978—2018年）
中印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的边境武装冲突后破裂，直到1976年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77年以后恢复了人员往来。随着外交关系的缓和，教育交流也逐渐提上日程。1978年，我国开始向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也从无到有，随着时代的脉动逐渐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以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协议、关键性政策和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为主要依据，可以将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分为缓慢增长的起步阶段、世纪之初的快速发展阶段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新时期3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由于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差异，从两国重启教育交流至今的40多年间，我国赴印度的留学生教育发展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公派留学生为主体；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则更多体现为市场主导的就业需求导向下的自费生占主流。
(一)恢复教育交流，中印留学生教育重新起步（1978—2002年）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印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重新起步。两国开始派遣文化和教育代表团互访，通过增进相互了解，为开展实质性合作项目铺平道路。这一时期的合作主要从语言和文化艺术交流开始，例如，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张双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刘学斌和赵玉华，东方歌舞团的张均，中央音乐学院的陈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英和龚国强等，都是两国恢复交流之后早期赴印度的留学生[3]（P11）。这一时期赴印留学的人数屈指可数，但日后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佼佼者和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初期的赴印留学生既是留学生教育的受益者，也是中印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先行者。
1988年5月，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旨在推动文化艺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包括双方互派教育代表团访问，为对方国家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互派访问学者等内容[4]。根据该协定，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协商具体交流内容。1988年，两国就文化合作协定1988年至1990年执行计划达成一致，规定双方互相派遣“不超过12名留学生”，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和艺术等专业[5]。1991年3月，双方又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1991年至1993年执行计划，其中包括双方每年最多交换“不超过17名奖学金生”，并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聘请对方国家教师任教，协助大学之间建立学术合作关系[6]。
1995年2月，中印两国政府根据1988年在北京签订的中印文化协定，签署了1995年至1997年执行计划，其中包括互派文化和教育代表团，互派研究访问学者，每年相互提供25个奖学金名额[7]。双方同意鼓励互派留学生，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提供入学手续和签证方面的便利。此后，两国间的公派留学生规模长期保持稳定，未曾突破过这个上限（见表1）。我国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1997年，印度自费来华留学生只有7人[8]（P284-300）。2011年，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到印度考察，发现“2003年以前，每年到印度留学的中国人最多不超过20名”[9]。从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1世纪初的20多年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的人数之少令人难以置信。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严重不足，使两国民众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相当多的人把对方国家的情况建立在媒体的夸大宣传和自己的想象之中。这一时期，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在艰难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起步，从无到有，从点滴开始积累，虽然人数少、影响力有限，但始终没有中断，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印度来华留学呈增长趋势，新世纪后规模增长显著（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以后，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著，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服务贸易的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中印两国的留学生教育发展也顺应了这一潮流。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以及系列文件，就增加教育交流、简化签证手续等内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把已有协议中关于留学生教育的条款从文化交流中独立出来，并由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负责新的教育交流计划。
政治互信的建立有力推动了留学生教育发展。从2003年到2007年间，印度来华留学呈现出井喷式增长。2003年，印度来华留学生首次突破100人，到2004年就超过了700人，2005年更是超过3 000人，来华留学生的国别排名从2003年的第31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8位，此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10]。2007年，印度占所有来华本科留学生的比例达到11.9%，学科专业主要集中在临床医学（MBBS）。在2007年自费来华学习临床医学的留学生中，印度学生达到6 157人，占全部来华学习医学（西医）留学生的36.4%[8]（P154-155）。我国云南省拥有与南亚国家间便利的陆路通道，2003年以后积极开展对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教育交流。大理大学从2005年开始与印度的教育机构合作招收留学生，主要学习临床医学[11]。2008年该校的印度学生达到249人，被称为“大理的印度街”[12]。2010年，江苏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共226人，其中印度学生139人，绝大部分学习临床医学、外科学、药学等专业[13]。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超过1万人，10年间增长了几乎100倍（见表2）。
印度是一个拥有5万多所高校和超过3 400万在校生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起步较晚，2000年只有7 000名国际学生[14]。印度大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公立大学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的高等教育逐渐开放，特别是很多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显著提升。2002年，印度海外教育促进委员会（COPIEA）成立，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印度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加快，各类教育机构深度参与到跨国留学生教育的招生环节。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赴印度留学的公派和自费生规模也逐渐增加。根据教育部出国留学调研组的统计，2006年度，我国赴印度留学生为166人，2010年度为993人[9]。公派留学生主要通过政府间协议的交换生项目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学习印地语和印度文学等专业，留学时间一般为半年至一年。这一时期，我国赴印自费留学发展较快。位于“南亚硅谷”班加罗尔和经济贸易重镇金奈之间的韦洛尔科技大学，在印度私立大学中排名领先，被印度大学委员会评定为五星级大学，其优质的教学和良好的设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自费中国留学生。2009年，有414名中国学生在该校学习，成为中国赴印度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学校[15]。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双向留学生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为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了大量留学生，而包括印度在内的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一些印度学生评论所说的，“印度的报纸上经常大版面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就连平常百姓也会聊到中国的话题，而中国人并不关注印度，不怎么谈论关于印度的事情”[16]。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旨在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大量通晓沿线国家语言和文化、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双向留学生教育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2015年以后,《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重要文件陆续发布，提出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和非通用语种建设，扩大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的派出规模，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双向留学生教育培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面对印地语和印度研究人才严重匮乏的现状，我国主要的外国语大学纷纷开设印地语专业，并积极开展校际学生交流，把集中赴印度短期留学作为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环节。201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增设印地语专业。2017年，天津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首次招生。2018年，云南大学和西藏民族大学增设印地语专业。除军事院校外，我国开设印地语专业的高校已经超过10所（见表3）。随着招生院校的增加，本科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公派赴印度留学数量显著增长。2017年，仅西安外国语大学就以班级为单位派出了22名学生赴印度学习，且大部分参加校际交流的学生可以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经费资助。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别区域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资助计划为1 950人，到2017年即增加到2 300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别区域研究和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为推动向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创造了条件，赴印度公派留学生教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印度来华留学生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国家汉办与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谅解备忘录》签署，就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将汉语列入外语考试课程、国家汉办为印度培训汉语教师等达成一致[17]。2013年5月，印度私立教育机构加尔各答中文学校首次举办了HSK汉语水平考试，50多人报名参加，开启了在印度举办汉语水平考试的先河。经过不懈努力，到2018年底，韦洛尔大学孔子学院在韦洛尔、金奈、班加罗尔、孟买等地建立了9个HSK考试中心，为印度学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申请来华留学创造了条件。
二、中印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特点
40年来，中印两国的留学生教育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受到国际政治关系、各自国家的教育政策、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留学生教育深受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
中印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由于印度方面一直坚持把边界问题与其他领域的磋商捆绑为一体，使中印两国一直难以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直到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促成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展，就互相派遣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语言、文化和艺术达成一致。1991年底苏联宣布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期，大国间寻求合作以保持地区的稳定成为历史的选择。1991年至1993年间，中印两国高层领导多次互访,政治上的良好互动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交流。1996年，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8]。然而仅仅过了不到2年，印度公开宣称中国是对手，并把中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的进步作为其发展核武器的借口，与巴基斯坦展开了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1999年以后，印度的对华外交政策回到积极接触和谈判的轨道上。特别是2003年印度总理访华期间，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此后，两国经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政府间互派留学生稳定开展，自费留学生规模增长迅速。2017年，印度又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洞朗地区军事对峙事件险些升级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受到严峻的安全形势影响，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紧急撤离印度。这对两国间的留学生教育，尤其是赴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产生了严重影响。印度虽然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但是依然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提供庇护，支持其分裂中国的活动。每当中印之间的关系出现任何波折，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就又被印度媒体拿出来大肆炒作，而印度占有藏南地区领土的事实也是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我国赴印度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下降。2016年，中国在印度的留学生有191人，其中攻读博士、硕士课程的5人，硕士研究生86人，本科生75人，专科生25人[14]。
鉴于历史上印度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中印之间留学生教育，特别是我国赴印度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由于自费留学生规模有所减少，冲抵了公派留学生人数增加的部分，因此呈现出近年来赴印留学人数持续下降的局面。与之相反的则是印度来华留学生规模的稳定增加。2013年以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印度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持续增长，在生源国别中名列前茅。中印两国截然不同的外交和教育政策，对于留学生教育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形成强烈的反差（见表4）。
（二）印度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医学专业且规模增长迅速
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对医生的需求量很大，取得行医执照独立开设诊所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印度本国的公立医学院校招生名额很少，竞争异常激烈。私立医学院的学费每年至少要100万卢比，约合2万美元左右，而到西方发达国家学医的成本则更高，中产阶级家庭无法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在中国学医的成本比西方国家低很多，性价比却很高。作为“985”院校的武汉大学，2007年以前招收临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学费只有人民币19 000元，当时汇率约合2 600美元，仅为印度本土私立医学院学费的1/10[19]（P284）。教学水平高、生活条件好、费用却很低，非常符合印度留学生的支付能力和实际需求。2018年，武汉大学有465名印度留学生，其中只有5个在非医学类专业学习[20]。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学费有所上涨，但是学医的费用仍然不到印度本地的1/3，更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比较完善，社会治安良好，深受印度学生的好评。2009年以前，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印度学生每年不超过100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资助力度逐步向沿线国家倾斜，到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印度学生数量已经接近500人。再加上各省市的地方奖学金和学校、企业的赞助，各类奖学金的叠加效应也进一步拉动了印度来华留学生的增加。
在临床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生超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有的学校在英语授课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大量招生，造成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培养质量不佳，国外媒体对此多有负面报道，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21]。临床实习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必须完成的重要环节，而我国的患者很难接受让外国人为自己诊疗，客观上缺少让留学生实习的条件。2006年，“中国高等医学（西医）本科院校留学生教育研讨会”上，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特别强调，提高医学专业留学生的教育质量，被列入了当年教育部重点工作之一，受到高度重视[22]。2007年6 月，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派出代表团与我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23]。为保证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教育质量，避免一些院校盲目扩大招生，教育部从2007年开始颁布《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对临床医学本科专业（英语授课）实施招生配额计划管理，通过限制招生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的措施，保证教学质量。此后，教育部每年发布招生指标，对院校和人数进行调控。2018—2019年度，获得临床医学本科（英语授课）招生资格的接收院校为45所，招生人数为3 470人[24]。这一措施对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印度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也折射出我国高校的深层次管理体制矛盾。高校专业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人数，特别是地方院校的人员聘用，受到人事管理制度的限制，无法按照实际需要增加指数，而教育政策上又鼓励扩大招收留学生，造成了学生的数量大幅增加，教师和管理人员编制不能增容的两难困境。
（三）我国学生赴印度留学面对诸多困难
印度大学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学术管理体系比较严谨，但是学费远比英美国家低廉。随着两国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印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也进一步显现。印度在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位居世界前列，拥有印度理工大学等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与快速发展的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相比，我国赴印度留学生的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新德里、孟买、韦洛尔、海德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地。其中，公派生在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中央印地语学院等公立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的较多，自费生则多分布于印度南部的知名私立大学。我国学生赴印度留学，不仅要面对学业的挑战，更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
1.中印之间尚未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国家间通过友好协商和质量评估，以国家信誉作为担保的方式，提供对方国家认可的教育机构名单，承认学生在对方国家获得的学位有效，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已经与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是尚未与印度就互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达成一致。由于国家间的教育制度不同，需要统一标准、对教育质量进行评判，从而使学生能在不同的教育体系下实现学习的有效衔接，确保留学生的权益。印度官方承认的外国医学院校名单中，不含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在中国学医的印度学生需要回国参加取得外国文凭的医师资格考试。我国在印度取得学位的学生，回国后可以到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我国与印度政府就学历学位互认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一旦签署正式协议，将有利于促进双向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2.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气候、饮食难以适应
印度的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像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经常出现短暂的停水停电现象。印度城市的公共交通普遍缺乏管理：火车常常不能准点，公共汽车在行驶时不关车门，火车和公共汽车顶上可以坐人，大街上还有神牛在随意散步。这样的交通出行环境很容易让留学生产生缺乏安全感的直观印象。印度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终年高温，雨季来临时则常伴有洪涝灾害。
印度的饮食种类很丰富，大部分地区习惯以口味较重的咖喱为主，用右手直接食用。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素食也比较普遍。大多数赴印度的中国留学生都需要面对不同饮食习惯的挑战。由于学业紧张，不可能每天自己做饭，有的宿舍也没有做饭的条件，从来不曾用手直接吃饭的学生，首先需要克服这个心理上的障碍，适应当地的饮食习俗。印度的种姓制度历史渊源已久，因果轮回的宗教意识又极大地安抚了民众的灵魂，使人们对于贫民窟旁边就是宛若人间仙境的豪华住宅区习以为常，中国学生则对这种天堂和地狱一墙之隔的现状感到不可思议。
3.签证制度苛刻，留学信息不畅
签证是影响中国留学生赴印度学习的一个主要障碍。虽然当地大学希望招收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获得入学录取资格比较简单，有的私立大学还提供奖学金，但是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管理极为严格，留学签证一般只给3个月，随后需要在当地延期。即使是已经到印度学习一段时间、分散在各邦的中国留学生申请延期，申请材料也要集中到新德里审核。这种延期审核非常消耗时间，有的学生仅仅是申请延期3个月，办手续的等候时间就需要3个月。同样的留学签证，印度对待日本等国家就非常宽松，可以发放多次往返签证，而且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这种差别对待，人为地消耗了中国学生赴印度留学的热情。
印度驻华使馆官员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印度的每所大学自主决定招生政策，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使馆只能给一些宏观的建议，无法帮助学生直接联系大学[25]。中国学生如果是自费留学的话，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特长，自行联系印度的大学，根据不同学校的要求准备材料。在中印之间高等教育交流还不足的情况下，获得印度大学信息的正规渠道非常有限，这无疑也增加了入学申请的难度。
三、促进中印双向留学生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举措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两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2008年开始，中国就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经济贸易交往不断深入。加强与对方教育领域的合作，促进民间的理解和交流，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发掘两国各自的高等教育优势，积极推动双向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既是国家整体建设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加大赴印度留学支持力度，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国别区域研究人才
1.扩大公派留学生规模，培养通晓印度主要官方语言的人才
通过采取政策扶持，鼓励更多的外国语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开设印地语、泰米尔语等非通用语种专业，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学习印度主要的官方语言，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提升语言水平，对印度的国情进行客观、理性的观察和判断，逐渐培养一批高水平、复合型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满足当地中资企业和我国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对人才的基本需求。
2.扩大非语言类专业赴印度公派留学的支持力度
有计划地派遣经济、工程、传媒、法律等更广泛领域的专业人员赴印度留学，深入研究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了解当地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考察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理解各种宗教对于印度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影响，打通与印度精英阶层的沟通渠道，获取一手资料和信息，做到“知己知彼”，能够为国别区域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和策略，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的政治外交提供有力支撑。
3.提高艰苦地区留学资助标准，提供更为便利的留学服务
我国公派留学制度对赴艰苦地区的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额外补贴，其中印度为每月100美元。在国内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下，补贴标准远不足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较印度的地区差异可以发现，大城市的房租费用高昂，留学生的生活费并不宽裕。提高赴艰苦地区留学的资助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也是对赴艰苦地区学习、服务国家建设的一种肯定和鼓励。与此同时，针对留学生签证等问题协调印度方面寻求解决对策，则可以使留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安心学习，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4.多种方式并举，鼓励赴印度自费留学印度
政府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发布了卓越教育机构名单，其中公立和私立大学各10所。这些大学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专项拨款，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此外，中资企业近年来在印度的发展速度很快，移动通讯、电子商务、建筑工程等行业的大企业纷纷在印度投资，高薪招聘愿意在印度工作的专业人才。政府、高校、民间教育机构和中资企业联动，将优质印度高校和专业的信息以及中资企业的用人需求介绍给我国高校和学生，多种渠道形成合力，鼓励自费赴印度留学，有助于加快培养各领域的紧缺人才。
（二）支持两国高校的直接合作，促进文化理解和人文交流
1.加快推动签署中印之间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通过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企业以及民间友好团体的协同努力，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作用，加快推动两国之间签署互认学历学位的协议，有利于两国发展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际影响力。
2.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鼓励我国与印度高校之间开展合作
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多种渠道，加强对印度的经济、技术、社会的客观报道和正面宣传，鼓励两国高校开展学生互换项目、开发短期游学项目、互相提供专业信息和招生入学信息，推动高校之间直接合作，有助于双方走出刻板印象，看到对方的优势和潜力。
3.继续大力发展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促进文明互鉴与交流
印度政府和民间的研究专家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动态，但这些人大部分不通汉语，高度依赖英文媒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26]。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些“反华派”视中国为“邪恶的帝国”，部分“亲华派”则视中国为“文明的姊妹”[27]。很多印度学生来华之后，发现真实的中国与本国的媒体宣传有天壤之别，“所以就不想在印度学习了”[28]。大力推动发展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有意识地加强招生宣传力度，逐步引导改善印度来华留学生过度集中在医学专业的状况，从长远意义上能够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对华友好的民间基础和有生力量。重视留学生“学术精英”和“青年领袖”的作用，将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重点和趋势。
（三）明确留学生招生标准，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
1.统筹规划留学生招生政策，重视教育培养质量
我国教育部每年对招收英语授课的临床医学专业院校和招生名额做出明确规定，但并未限制中文授课的医学专业继续大量招生，这些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需要加强对印度学生学习需求和回国后就业情况的研究，统筹规划医学专业的留学生招生政策，制定医学专业留学生的录取标准，鼓励印度的HSK考试中心有针对性地开设医学汉语培训课程；就培养院校而言，需要优化学校的资源配置，加大英语授课师资的培养力度，加快完善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实事求是地评估学校师资力量与招生培养的负荷能力，严格执行毕业考核标准，通过良好的教育质量和国际声誉吸引更多的印度学生来华留学。
2.给予高校必要的自主权，积极参与教育国际竞争
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留学生教育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出口行业，不仅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还为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留学经济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9]。重视留学生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正是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竞争的必然结果。印度来华留学生大部分为自费生，对缩小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客观分析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给予我国高等院校必要的管理自主权，保证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和充足的管理人员队伍，提升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是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根本需要和必然路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印留学生教育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2018来华留学统计[EB/OL].(2019-04-12)[2019-06-28]
.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2]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tertiary education
[EB/OL].（2018-12-01）[2019-07-15]
.http://data.uis.unesco.org/.
[3]故事集委员会.中印“学”缘——中印学生留学故事集[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1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EB/OL].（2017-12-27）[2019-06-28]
.http://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228196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88、1989、1990年执行计划[EB/OL].(1988-12-22)[2019-06-28]
[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91-1993年执行计划[EB/OL].(1991-03-12)[2019-06-28]
[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1995-1997年执行计划[EB/OL].(1995-02-28)[2019-06-28]
[8]于富增.改革开放30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9]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中国在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留学人员情况调研[J].世界教育信息,2011(7).
[10]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留学简明统计[Z].北京：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1999-2016.
[11]冉凌峰.云南与印度高等教育合作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3.
[12]李艳娟.大理学院南亚学子逾三百汇成大理印度街[EB/OL].(2008-11-07)[2019-06-28]
.http://yunnan.eol.cn/yunnannews/200811/t20081107_338156.shtml.
[13]江苏大学档案馆.江苏大学年鉴2011[Z].镇江：江苏大学,2011.
[14]李建忠.印度向国际学生抛出“橄榄枝”[N].中国教育报,2017-09-08(6).
[15]杨玉国.荡漾着中国风的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EB/OL].(2009-04-13)[2019-07-26]
.http://news.cri.cn/gb/27824/2009/04/13/3245s2483084.htm.
[16] 印度留学生：在中国,人们几乎不怎么了解印度
[EB/OL].(2019-03-30)[2019-07-26]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BHP12K005465YU5.html.
[17]王茜.中国国家汉办与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N/OL].人民网.(2012-08-24)[2019-07-26]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24/c70731-18829087.html.
[18]郑瑞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展望[J].国际问题研究,2010(4).
[19]李斐.武汉大学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20]周荔华.印度留学生逐梦武汉[N].中国日报,2018-04-27(2).
[21]练玉春.我国严控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质量[N].光明日报，2007-07-26(2).
[22]刘宝利.在2006年中国高等医学（西医）本科院校留学生教育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EB/OL].（2012-10-14）[2019-07-26]
.https://www.docin.com/p-498072334.html.
[23]于洗河，徐庆辉，潘双翼.“一带一路”视阈下发展印度来华医学留学生教育的策略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7(5).
[24]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8—2019学年度招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来华留学生的高等学校名单及招生计划的通知[EB/OL].(2018-05-22)[2019-07-2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1805/t20180531_337897.html.
[25]朱志敏,杨茂村.掀起印度留学的美丽面纱——印度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付鹏飞先生专访[J].出国与就业,2003(15).
[26]谭中.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11(1).
[27][印]斯瓦兰·辛格著.印度的中国研究评论[J].石之瑜,施文，译.国外社会科学,2010(3).
[28]高宇.印度女大学生潘杜莎的中国求学之路：留学让我更加独立
[EB/OL].(2013-07-18)[2019-07-26]
.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3/07-23/5074759.shtml.
[29]李建忠.演变中的国际教育格局-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扫描[N].中国教育报,2018-12-07(5).